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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重读《青年诗人谈诗》(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胡亮
2012-09-28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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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再次提及田晓青，这可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在短文《诗·语言》中，他写到，“除非迫不得已诗人竭力避开语言”，“语言是诗人的最后手段” 。事实上，他正是那个最吝惜笔墨、最漠视发表的诗人。翻开《新诗潮诗集》，在他名下，我们能够幸运地读到五首半。我喜欢《失去的地平线》：一代人的无力感之歌，一线希望之歌，破灭和挽留之歌。至于《季节的传说》，由于生硬地袭用《荒原》，很快让我皱紧了眉头。当然，最好的还是长诗《伟大的闲暇》，虽然是节选，已足以让人惊艳：短句接长句，快板加慢板，色、情、禅的漩涡与瀑布。除此之外，二十五年来，我们在应该读到的时候，几乎都读不到他的任何作品：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知青诗抄》，到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被放逐的诗神》。他就这样消失了，由一个退役者，变成了不知所踪的皮货商和广告人，混杂于芸芸众生，不求闻达，怡然自得。后来，同为《今天》早期成员的徐晓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及田晓青：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④
　　
由此可见，田晓青已经得到大自在。我们不必追问他的长诗足本以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流传，也不必索隐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将此诗认定为“八十年代汉语写作的顶尖之作”。让我们记住他的叮嘱，“呵，人们，请不要以你们的余生揣度我们伟大的闲暇”。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放开田晓青，继续阅读《青年诗人谈诗》，来到柏桦的《我的诗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不能写的，只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了这种形式”；再往下走，来到岛子的《与新诗探索者印证》，“诗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会再次领受那些奇妙的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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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文章中，王家新要提前出现。因为正是此人，将北岛式对抗美学注入了俄罗斯式对抗美学的大海。在《沉思》、《关于诗的一封信》、《谈诗》三篇文章中，王家新关于技艺的表述，无论是“诗是经验”，还是“写的是现实而又把人导入超现实的境界”，是“非个人化”，还是“无理之妙”，不管是一种归总，还是一种创设，都是次要的，附丽的：相对一个精英主义抱负。他更为强调的是，“从笔尖上开始一点一点地滴下自己的血”，让作品“从内部透出思想的火光”。所以，如果真有一个今天派，如果今天派真有一个发轫期和发散期，我愿意把王家新作为今天派发散期的代表性人物。

　　到了后来，葆有一种俄罗斯式对抗美学态度也能成就一个沉痛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那“轰响的泥泞”来到了王家新的北京⑤。

　　忧患的，控诉的，承担的王家新，“流亡”的王家新，他也曾经以空灵冲淡的组诗《中国画》，“浑然坐忘于山林之间”⑥，为当代诗第二浪潮贡献了水花。

　　但是，他终于不能成为第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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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诗的第二浪潮，是以对传统的自觉为前提的。

　　从《生活、书籍与诗》一文来看，早在七十年代，对于舒婷而言，李清照、秦少游与普希金、泰戈尔就已经是具有同等效应的影响源。但是，她是不自觉的。到了1984年，顾城在《诗话录》中回答王伟明说：“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迭迭开放出来，如同花朵。”顾城已经有了认识的自觉，但是并没有促成写作的自觉。同时具有两种自觉并成功实现文本生成的是江河和杨炼。在《随笔》中，江河不点名地提及一位伟人的诗学，古典加民歌的诗学，并称之为“形式主义者”；然后他写到，“传统永远不会成为一片废墟。它像一条河流，涌来，又流下去。没有一代代个人才能的加入，就会堵塞”。这与杨炼在《传统与我们》中的表述何其相似乃尔：“传统……像一趟用看不见的挂钩连接起来的列车，活在我们对自己环节的铸造中，并通过个人的特性显示出民族的特质。”江河与杨炼的传统：一种现在进行时态的传统。在写作中，半个江河留在《今天》，半个江河来到这片曾经属于盘古、女娲、夸父、后羿和精卫的厚土中间，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代代传过来的古精灵。于是，我们就读到了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不仅仅是重写神话，而是打探我们心灵的根源。1999年9月，太原，我和潞潞忽然谈及江河，他马上激动起来：“多么好的诗人！”后来，江河选择出国：肯定不是为去接受异域文化。许多年过去了，他是否仍然如同翟永明在一篇美国旅行记中提及的那样，住在纽约那个“意大利黑手党控制的小区里”⑦？他还写诗吗？或许憋坏了？为什么宁愿忍受？……他消失得比田晓青还要彻底。至于杨炼，他整个儿都来了，披肩的长发如此艳丽，如此热烈。随着其全部作品的陆续出版，我们已经逐渐看清楚，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型组诗《诺日朗》，不过是巨型组诗《礼魂》的一个局部。对，甚至连《半坡》和《敦煌》也只是一个局部。杨炼这种穷尽和坐拥的气魄，以及他的华彩、恣肆和冲动，慑服了一代更年轻的诗人。在《青年诗人谈诗》的作者简介中，我们屡屡读到这样的夫子自道：“受到江河尤其是杨炼的影响进行史诗的探索。”

　　循着《青年诗人谈诗》的交叉曲径细加清理，江河和杨炼的后继者大约可以分划为三个向度。其一，以石光华为代表。他认为要肯定杨炼比否定他更加困难。在一封书信的摘段里，他指出杨炼的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相悖。为此，他稍微推开后者，“在一弯月亮、一脉清风、一声蝉鸣中，感受和发现了无限和永恒”，最后臻于“物我同一”、“仁礼一体”之境。诗：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石光华一步一步剔除杨炼的暗示，从《东方古歌》、《混沌之初》来到了《黑白光》，自诩《黑白光》“希望使抒情诗获得某种未来的意义”。然而，这些作品，今天已经难以得睹。翻开《后朦胧诗全集》，读到的将是石光华的另外一批作品，应该更加成熟，“看山水一片清明”⑧。与石光华参差相近的，还有宋渠和宋玮，——他们的诗与文总是共同署名。这一次，他们带来《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年代》，作为全书的压轴戏。宋氏兄弟强调了“思索”的力量，认为比“觉醒”更重要。但是他们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那种旧式文人的家居无为生活，散淡与雅致，珍惜与满足，似乎并无“思索”的容身处，——也许，这正是“思索”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氏兄弟这一批作品的背后，存有一个神秘的“柴氏”：比如，他们有一首诗，《与柴氏在房山书院读几册旧藉》；另有一个组诗，《戊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柴氏何许人也？这已经成为当代诗历史上的另外一个谜。翻开《后朦胧诗全集》，当我们读到宋氏兄弟的《门户之见》，“门关户闭，宅第一派清明”⑨，明知不是，仍然乐于将柴氏指认为石光华，——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妥当。其二，以牛波为代表。这位画家诗人，抛出《略论青年诗人的‘古老’以及关于正常生长的一般性看法》，他的纸页与厚书之论，与江河、杨炼如出一辙。但是请注意，他转而又提出，“一切就在我们之中存在着”，“任何一件新制造的东西上都描绘着古老”。所以，他从新式电锅上看到了鱼形纹，而他就愿意直接写一写这口新式电锅。这种态度，似乎再次刷新了诗人们的传统观。后来，唐晓渡和王家新主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以牛波开卷，绝非偶然也。其三，以海子为代表。这个大质量的天体，曾经也是一颗小卫星。他提交的《民间主题》——目录上错列为《谈诗》，后面又误将该文标题及篇前引诗混入正文——其实就是长诗《传说》的序言。这首长诗，海子用以“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海子的思想和语言从来都是非线形的混沌系统……如同天风海涛，钻石滚动……让我们来倾听其中较为清晰的吉光片羽，“是啊，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史诗是一种明澈的客观”，这些观点与其他诗人并无大异。但是，很快，被唤醒了史诗冲动的海子就从印度沿用另外一个词语作为自己的理想：大诗。所谓大诗，在海子看来，必然超越民族和国度，乃是人类之诗。骆一禾在海子《土地》代序中曾经谈到海子大诗的文化背景：从西方古代史诗向东方古代史诗——主要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转换；以及其想象空间：东至太平洋以敦煌为中心，西至两河流域以金字塔为中心，北至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以神话线索“鲲鹏之变”贯穿的广阔地域。⑩海子有此抱负，所以很快就从《传说》来到梦想中的《太阳·七部书》。这固然不是江河、杨炼所能梦见的，也不是海子所能胜任的。所以，他在《诗学：一份提纲》中表达了“一种隐约的欣喜和预感”：“人类经历了个人巨匠的的创造之手以后，是否又会在二十世纪以后重回集体创造？！”11集体创造已经成为不可能，应该交付给集体创造的沉重理想势必压垮这个瘦弱的诗人。

　　这就是第二浪潮：它甚至将一些志不在此的诗人也席卷进去。比如欧阳江河，临时写出《悬棺》；翟永明，临时写出《静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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