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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卫国:以格式《单向街》为例谈口语诗写作的难度(2)

  但是这种追求很容易导致两种流俗的倾向,一是为机智而机智,使诗歌创作成为个人炫智的语言把戏;二是由通俗滑向庸俗,一味崇“低”(当然对诗歌中的“崇低”倾向应慎重对待,它对解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崇高”神话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关于前一方面,我记得在给格式的电子邮件中曾委婉地提过,要他注意不要在诗中过多显示语言机巧,避免口语诗人爱犯的通病。关于后一方面,对格式来说从来不成问题,他一向有着自己严格的精神取向,他的机智常常表现为一种深刻的思想反讽。比如他的一首名作《人工流产》:
  
  孩子,我必须把你做了。/你死,我活。/那么多盲流的人精/哪知道你在我的身上停住/孩子,死有什么不好/就当搬一次家,过一次户。/有没有名字没关系/死了的无名英雄多了/孩子,你就当一次英雄吧/英雄都是些提前进入天堂的人/到了天堂/你就可以俯视我,看不起我了/不过,孩子/只是千万不要低估我的痛苦/如此,我就是正常人了。
  
  这首诗在思维上的九曲回肠和人工流产者情感上的愁肠百转恰成巧妙的统一。   首先,作为男诗人,写“人工流产”的题材本身就是一奇。这得益于格式曾当过妇产科医生的经历,使他能够反常人之思维写一个铁定属于女人的题材,并且用了女人的“视角”,第一人称叙述。

  其次,在情感表现上先抑后扬、再抑再扬,在思维上则是对情感先解构后建构,再解构再建构。诗歌先提出了一系列理由为“人工流产”进行自我辩护:“死有什么不好”;“没有名字没有关系”,可以当“无名英雄”;当了英雄还可以“提前进入天堂”;进入天堂就“可以俯视我,看不起我了”。“可以俯视我,看不起我了”这一句既是承上而来,又是一个语义的隐蔽性转折,因为“我”是母亲,孩子哪有理由看不起母亲?但“我”在前面说了那么多“绝情”的理由正是为了让孩子看不起“我”,从而减轻“我”在感情上的痛苦,但在读者看来它反而从反面加强了这种痛苦。紧跟下一句便顺理成章地直接对母亲的感情加以建构:“千万不要低估我的痛苦”。如果诗歌到这里,还显平庸,最后一句,至为关键,它有双重作用,一是说承认“我”的痛苦,“我”才算得上是个“正常人”,一是说,“我”如此狠心地把孩子“做掉”,实际上我不是一个“正常人”。再次将升华起来的感情贬低(解构)了。可是,是人总要问一声,这是为什么?诗人没有交待,但也暗示出了这个母亲非正常的处境:“那么多盲流的人精”。所以母亲的选择实出无奈,她的感情再次得到肯定和加强。如果再追问,她真的是绝对的无奈吗?或许母亲的罪恶感又会回来,情感再次遭到解构……

  由这首诗,格式诗歌的思维智慧可见一斑。如果说反讽就是指一个语言单元内包含着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因素,在意义的自我确证过程中同时构成一种自我解构的力量,那么我把格式诗歌的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循环反讽。循环反讽,一方面增强了诗歌的语言张力,构设出一个巨大的弹性的形式空间;另一方面也使诗歌的情感力度在反复的解构与建构,即反复的解压与强力压缩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功能。就诗的语言色彩来讲,这首诗句句都是口语。口语而有如此强大的功能,不可不谓之“本色”;格式这样的诗人也就是真正“当行”之诗人。
  
  三、《单向街》
  
  《单向街》的出现是格式诗歌的一次飞跃。他以前的作品,无论如何机智、如何深谙诗之三昧和口语之三昧,毕竟都“小”,闪躲挪移的空间有限,有时甚至会被误认为是以机巧取胜。某种意义上说,前面的创作只能算是一种准备,《单向街》则是一组大作品,它所需要的各种思维与技巧要素已在前面训练成熟,包括诗人的主体质素。诗人的思维特征和大悲悯情怀在《单向街》中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表现得淋漓尽致。

  组诗共七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首长诗。前六首《偷窥者》、《自卑者》、《愤怒者》、《自闭者》、《背叛者》、《梦游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和语式,诗人为了避免阅读上产生冗长、雷同之感,用六个标题把它划分为六个单元格,但各单元既互相独立又紧密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表现客体方面看,六首诗形成一个整一的正六边形结构,好像一个规整的语言水晶体,显示了表现内容的极大丰富性和精神取向、组织结构上的单一性。把六首诗联系成一个整体的是城市的“拆迁”这个普遍性的现代现象,它逼着“我”不断地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居住,从而使诗歌的内容从容地一一展开。从主体方面看,六个标题概括了主体的六个性格侧面,但它们又是同一主体。格式曾对笔者说“单向街”意味着“表面的光怪陆离,反照着内在指向的单一”,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诗的最后一首《修道院》好比是前面这个六边形晶体的锥尖部分,其中也有建筑“翻修”的内容,和前面的“拆迁”相联。六首诗涉及到的“我”曾居住过的六条街实际上是同一条街,而这条街又好比一座“修道院”,各色人等有各色遭遇但又实际上互相雷同,他们都是“修道院”中的修行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受着残酷而又琐碎平凡的生活修炼。“我”既是“修道院”的旁观者,又是其中一员,不断地在这座既像卡夫卡的“城堡”又像但丁的“炼狱”般的“修道院”中进进出出。诗的最后,“我”与“张玉明”的对话,意味深长:“我悄悄地问他/张映红能不能做咱俩的牧师?他顾左右而言他/德州畜牧业那么发达,养个把兽医还算个球”。“张映红”是不是修道院的牧师诗中没有明确交待,但张玉明从她那里“找到了本草和银针”,读者以为她是个医生,最后出现的却是“兽医”。虽然有幽默的成份,但显然不是为了幽默。诗的某种超越日常性的意义指向已有了痕迹。由于诗歌是用口语写就,其中具体的现实生活内容不难理解,我们不需多做说明。但诗人并没有停留在现实主义式的粗浅批判或者对弱者的廉价同情,最终指向对人性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追问。这是格式不同于一般口语诗人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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