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我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看见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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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是看不见的,尤其在这个精神日渐消隐的时代。且不问地主的出处如何难寻,也不表地主的外部特征于当下是何等模糊,单说梁小斌这样的,凭借一面雪白的墙和一把丢失的钥匙,完成资本积累后就迅速隐于市的地主,若想再揪出来示众,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好在狐狸再狡猾,它毕竟还有尾巴;正如“工宣队长”家的客厅,打扫得再干净,也总忘不了放上一捆柴禾。 第一次见到梁小斌,是在第二届伏牛山诗会上。当我顶着烈日、风风火火地闯进西峡会场时,他正在做一个关于意象的发言。先不说意象这个话题如何不与时俱进,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绝不是一个溺于现场的人。他的眼镜紧紧地贴在他的眼上,几乎成他肉体的一部分。他目不转睛的样子比起顾城讲话时死死盯着天花板的情形,其令人不安的压强有过之无不及。当我仔细地打量业已成俑的梁小斌,他那种才大气粗式的自信与从容,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寻找其精神破绽的契机。 写过《断裂》之后的梁小斌,似乎与中国诗界真的断裂了。然而,地主奢侈的精神生活,永远是赤贫者牵肠挂肚的话题。记得世纪之交在衡山论剑时,我向同居一室的叶匡政了解皖籍诗人的现状,他竟然与我不由自主地谈起了梁小斌,并且他的谈话带有明显的打捞意味抑或挖掘倾向。在一个谁离了谁都能存活的年代,对一个人的关注必定出于更为暧昧的也更为复杂的情神因素。论及我们这代人与朦胧诗人的关系,我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吸着他们的奶并与他们做爱。”比如,这次伏牛山诗会,我一会儿管梁小斌叫老师,一会儿管他叫梁兄。当我在南阳酒桌上,因为一句话与之翻脸时,黑大春还一个劲地说我,对一个前辈诗人说话不该那么唾沫乱飞,即使他有些辞不达意。这种代际关系,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何况年龄的落差并不能总是先天性构成话语优先的权利。当梁小斌在叶匡政的嘴里迅速蜕变为一个神话时,我在盲目仰慕的成份里又顿生了几丝怀疑。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思想的传播依然凭借古老的薪火传递,这不能不让我对这种口口相传的思想给予致命的注视。随后,叶匡政寄来了梁小斌的笔记《独自成俑》。当我打开思想的黑洞,试图寻找一个明晰的途径时,才知道梁小斌的做法是明智的。与其与这个疯狂的时代一起疯狂,不如蹲在家里不动。梁小斌说,“人的确在纹丝不动的时候,思想才有所蠕动。”这是他从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中悟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对一窝风的世界,只要独自成俑,就会自然而然地寻觅到思者的岔路。 梁小斌的写作起点并不高,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这样的句子开始的。这次在西峡诗歌朗诵会上,他把自己的处女作原汁原味地拿出来,供大家品尝,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任何诗作都无法彻底肃清它那个时代的气息。回避一个时代的局限,对于写作者来说,是极其不诚实的。就此而言,诚实确立了梁小斌思想的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一个地主得以立身的根本。梁小斌从不在自己的边界之外言说,他的思是从诗开始的。他认为,“诗是反驳。诗如果不以反驳作为它的动力,诗的命运只能是罪恶。当诗没有强有力地认识到他与审判者对立时,诗人的陈述是一种忏悔。反驳的实际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会承认我的卑劣行径。”如果仅仅停留于讨论诗之动力,梁小斌的思很容易与他人混为一谈;然而,对动力本身的追问,使梁小斌的思拥有了本体性。他是较早看出修辞背后东西的诗人之一。比如他对比喻的理解,“此物像彼物,我们就抛弃了此物,背叛了此物。”比如他对隐喻的认识,“隐喻的本义是明白地被告知,这个原来的状态是由什么演变而来的?”比如他对和谐的看法,“和谐观是诗人的宿命,与学问无关。怪不得我对一口痰的处理都要想到诞生和寂灭的过程,于是一口痰所爆发的声音,也能成为车厢里端坐乘客的背景声,我们被钉死在与痰共处的静默观照之中。”思是离不开对思维方式本身的质疑的。梁小斌为此揭开了“静默观照”的画皮。“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依我看来,它从来不羞答答地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当然,中国文化不依据推理来解释世界,它的最令人放心的主题和作家心态便是所谓的‘静默观照’。似乎,中国文化不用深邃地动什么脑筋,它便能理解世间万物、人间百态。‘人间百态’这个词后面的含义在告诉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提鸟笼子的人、流浪者和辛辛苦苦兜售小生意的人,共同处在一个世俗的集市图中。” 诗是存在之思。思意味着思者永不停息的质疑与追问。追问不能缺少细节。梁小斌很珍视细节的力量。丢一把钥匙就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吐一口痰就能玉成中国诗歌的断裂,这不能不叫人直面他的老底。梁小斌对日常事件的追问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妻子叫他吃饭,他却与妻子来了个盛饭与吃饭的理论。这样的刨根问底,让我既觉察到梁小斌的天真,又体察到日常的荒诞。如果说顾城是把童话变成了生活,那么梁小斌则是把生活变成了寓言。因为生性柔弱,他天然地把一个原本很熟悉的事物看成是完全陌生的事物。这种与生活互相狐独的状态,让梁小斌感到由衷的困惑。梁小斌其实过的是一种类平民生活。他自以为身处一种较为平民的生活状态,实际上他对平民的日常生活并不真正了解。可以说他浮在平民生活的表面,并不沉入其中。他习惯了在自己的轨道上推导别人的生活,不善于站在他人的角度进入他人的生活。这一方面显示了思者的可贵,另一方面又毕露了思者的迂。应该说,梁小斌是一个为日常生活所不耻的人。他老是想使铁板钉钉的日常生活松懈下来,这必然会激起日常生活的愤怒。他被工厂除名,也验证了他的思,是对日常生活的瓦解,所以他坚信,“抽象是永远遮蔽的,我们只获得了关于抽象的知识。”“思想往往反抗思想家的意图。” 梁小斌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对常识的困惑。他自以为通过自己的思考使事物回到了常识,事实上却使寻常事物更加远离了常识。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他一直关注的是典型环境的典型现象,而这些现象又与当下语境的联系相当松懈。比如,他对“我们都是红军”以及“让列宁同志先说”这类现象的解读,虽然让我们在可笑的背后体验到一种快感中的痛与痛中的快感,但假若对应于一些缺乏历史常识的读者,就势必削平其话语的深度。“观念与现象在充分饱满后,方可瓜熟蒂落,历史才能翻开新的一页。不然,历史还得重新翻回来,以寻找能使它饱满的形象。任何历史,在寻找到一个殉道者之前,它不会结束。”梁小斌的这段话似乎暗示了自己的命运。地主就是善于制造命运与承担命运的人。作为一个由俑蜕化而来的地主,他的自闭决定了他不可能与常人发生致命的关联,虽然他也和常人一样娶妻生子。本能使他的行为偶尔现出一种常态,但本能与本质大多时候还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他比谁都清楚,典型其实是对常识的剥离。对常识的追问,让梁小斌变成了一个纯真无邪的孩子。他的好奇与全神贯注在成人的视野里或许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他的关注确实动摇了我们自以为是的世界观。我们对“2+2=4”可能深信不疑,但对“2+2=5”就会觉得可疑。殊不知,正是这貌似正确的可疑,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探底,让我们见识了问题本身与思者本身双重的荒诞。然而,也有一些问题类乎新的发现,实际情形却是缘于思者“行业经验”的匮乏。比如,“稻草是怎么来的?”由于思者缺乏基本的乡村生活经验而造成的所谓惊奇,显然是经不住细究的。梁小斌是蔑视生活经验的。他一再强调,“一个作家如果很容易服从于他后来获得的生活经验,他确实没有必要继续写作。始作文者最大的困惑是他的惊奇,困惑是他最大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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