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主体的自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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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待问题”与“看待历史的问题”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的学术界都会自发地对当代文学进行一次重新梳理和评估。而且，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常常离不开两种思维：“历史地看待问题”与“看待历史的问题”。前者强调将评估的对象置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分析并确定具体创作的历史坐标，包括它们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价值和意义；后者则突出当下的价值观念和评价系统，立足于人文理论的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对以往的文学实绩进行重新评估。 应该说，这两种思维都有自身的局限。由于过度依赖历史特定的文化境域，强调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性，“历史地看待问题”往往会排斥当下观念的必要介入，在所谓的尊重历史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至上的价值误区。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学史价值”与“审美价值”出现分裂。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选择“看待历史的问题”之思维，试图以当下的理论观念和价值标准对以往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估。这一思维的理论依据也很充分——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用当下的眼光来重新梳理一切文学创作和思潮，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文学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文学的未来发展服务。但是，这种“当下的观念”也未必就很科学。譬如，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这些海外学者常常以“现代性”作为评判依据，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诸多独特的价值重估，虽然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迪，但令人不满之处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用当下的眼光来评判时间不长、未经必要沉淀的当代文学，很容易得出厚古薄今的虚无主义结论，所以，南帆先生就曾感叹道：“群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件轻松而解气的活计，谁都有资格顺手掴一巴掌”。 如果将这两种思维进行比较，“看待历史的问题”或许更有冲击力。它毕竟融入了我们业已获得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理论谱系，能够更大程度地迎合当下人们的审美期待，同时也更多地留下了学者们在“今天”的思想印痕。文学总是在向前发展，重新评估也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术行为——尽管人们总是渴望实现一种永恒的价值定位。 良好的方法当然是将两种思维进行有效的整合，既能尊重历史本身，又能体现当下的价值观念和理论高度。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选定并保持一种有效的评价标准？选定一个相对科学的、具有共识性的价值标准，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评估的过程中确保它对历史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因为“历史地看待问题”，在本质上需要一种“因史而变”的法则。或许有人会说，“文学性”可视为评判的不二法门，因为它隐含了对文学经典律动的基本维护。但我对此仍然充满了疑虑。且不说有没有恒定不变的“文学性”问题，单就文学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都已预示着既有的文学观念依然处于流动之中。 置身于变动不居的文学理论和价值观念之中，我们无论对当代文学进行怎样一种“科学的”评估，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判断的分歧。因此，有些人认为，真正的评判属于历史本身，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其中。但我对这种逃避主义态度不能认同。面对历史，当代人同样需要有“在场”的思考和智慧，需要有“求真”的基本诉求。重新评估当代文学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颠覆了什么，确立了什么，而是在这一价值思考的过程中，体现了当今学者怎样一种学术眼光和精神姿态。 批评主体的“在场”姿态与求真意愿 由于长期置身其中，缺少必要的时空距离，我们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时，会时常变得迷离不清；又因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不少弯路，曾深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在判断某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时，同样会显得过度“警惕”。也就是说，当我们带着明确的主体意识，不断地介入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试图以“在场”的姿态和求真的意愿，为当代文学绘制价值图谱时，总是会有一些难以剔除的潜在因素在干扰自己的判断。 从目前来看，不承认这种局限是不行的。有例为证的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它在国内引起的大面积非议已成为一个文学事件，众多评论家都对之持以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它是一部粗俗低劣的作品。但它在国外却广获好评，日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很多主流媒体上，都以大量版面积极地评介这部小说，甚至不乏“杰作”“长河小说”“史诗性作品”之类的盛誉。在《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上，法语翻译家许钧教授就撰文指出，中国作家的很多作品被译成法语后，其影响力仍然局限于小众范围，而“《兄弟》在法国的出版将余华从汉学界的小圈子一下推到了主流阅读群面前，在主流媒体掀起了一阵评论热潮，还获得了文学奖项，这无论是对于余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都是不常见的现象”。许钧详尽分析了《兄弟》在法国成功的各种原因，同时也多次引用了法语译者何碧玉的评介：“何碧玉认为余华的作品实现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结合，它们一方面以极端真实的方式还原了中国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将读者卷入魅惑、恐惧和激情之中，与自身的生存境遇产生共鸣。这也就是为什么余华的作品能够摆脱被当做了解中国的资料来阅读的危险”。在何碧玉看来，在《兄弟》中，余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我们讲述一部大历史，讲述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他采用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余华式的”。说实在的，我觉得作为译者，何碧玉对《兄弟》的理解非常透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现象？我至今没有看到学术界有人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即使有些思考，其言辞也多半停留在各种非文学的因素之上，或者干脆以“媚外心态”来进行吊诡式的辩护，仿佛当年有人评价张艺谋的电影那样。至于它是通过怎样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将读者卷入魅惑、恐惧和激情之中”，使国外读者能够“摆脱被当做了解中国的资料来阅读的危险”，却没有多少深究。 我无意于在此重评《兄弟》，更不想借洋人的气势去进行“翻案”，而只想通过这个例子，反思我们当前的学界在面对当代文学时所受到的各种潜在的局限。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学者在研读《兄弟》时，批评主体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心智都深入其中，他们的评判也是其真实意愿的表达，也都彰显了他们“求真”的勇气和智慧，但结果却是天差地别。不错，任何误读都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评判结果的截然相反无可非议，但是，当我们国内众多有影响的学者所做出的评价，与国外众多评论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鸿沟时，却不能不让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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