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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主体的自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再认识(2)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洪治纲
2012-09-28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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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身在庐山而不知其真貌”的情形，不仅仅局限于余华的《兄弟》。像王小波的很多小说、莫言的《檀香刑》、苏童的《米》、艾伟的《爱人同志》、阎连科的《受活》，这些作品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甚至常常出现两种极端的评价。如果撇开最近的创作不说，单就当代文学中的前十七年文学来说，在八十年代曾出现过大面积的否定声音，而在新世纪之后，它们又被视为“红色经典”而成为研究热点。这种“抑扬之间”的急速变化，究竟隐含了当代学者怎样一种美学立场，实在是不得而知。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轨迹，认真梳理一下某些当代作品在批评界所引起的一些戏剧性的争论，或许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是在“求真”，还是在“为善”？我们是在潜心建构当代文学在审美价值上的艺术图谱，还是在试图寻找文化张力网络之中的最佳平衡？

　　作家的主体自觉与当代文学的实践

　　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乃是作家个体精神劳作的产物。离开了作家个体的精神独立，离开了作家个体的心灵自由，文学创作要想取得开拓性的进展是很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时，不能回避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只有首先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精神个体，他才有可能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尽情挥洒自己的艺术才情，也才有可能进入天马行空的大境界，从而创作出富于原创性的丰厚作品。

　　倘若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代作家，我觉得有两个极端情形值得关注：一是精神的极端禁锢，一是精神的极端放纵。就像余华在《兄弟》中所传达的两个时代一样，前一个时代因压抑而扭曲，最终导致暴力横行；后一个时代则因放纵而扭曲，最终导致欲望横流。它们通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对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以至于我们很难确立一种理性而正常的精神轨道。我虽然不敢说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主体也呈现出这两种扭曲现象，但在总体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主体意识仍然值得质询。

　　这种质询，首先要面对的是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的文学创作。就其整体的创作境域而言，作家无法把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也无法追求自由的审美表达。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重新评估，无论将它们提高到怎样一种经典化的地位，都值得商榷。不错，那个时代有不少民间的写作，或者说“地下的文学”，它们值得我们去钩沉，去研究，但如何进行重新评估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以前苏联的文学创作来进行反驳。譬如，在思想高度禁锢的前苏联时期，虽然作家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但他们依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似乎创作与思想禁锢并无多大关系。但我认为，这种类比是很难成立的，其核心因素在于：中国作家在精神人格上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自治的良好传统，也没有完成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所以面对各种非文学因素的钳制，中国当代作家能够独立发声的人微乎其微。

　　其次，是面对九十年代之后的多元文学格局。经过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开放和文化启蒙，一大批当代作家脱颖而出，开始了艰难的精神探索和艺术开拓，使我们当代文学在九十年代之后出现了《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等标志性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60后”“70后”“80后”作家群的陆续涌现，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文化消费与大众传媒的规约。

　　对这一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我认为，被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所劫持了的作家主体意识，已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艺术实践，并导致了很多作品只是在“表意的焦虑”中滑行，包括很多“底层写作”和“网络小说”。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在很多青年作家的创作中，文学并没有真正地回到主体的内心深处，没有回到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追问，而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或娱乐的方式。

　　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或许可以摆脱在一部部作品之间反复纠缠的尴尬，而将思考的重心移到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中，从深层结构中探析当代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譬如，当代作家究竟有没有、需要不需要形成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当代作家在主体自觉的层面上，究竟隐含了哪些吊诡的价值形态？当代作家的思想建构与美学趣味存在着哪些误区？当代作家的本土经验与艺术视野又存在着哪些问题？如果每一次的重新评估，都能够通过一系列作品的深度诠释与评价，进入创作主体的精神内部，微观而又实证地厘析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各种潜在动因，那么，我们的每一次重估都将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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