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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荆风:文学激情永不枯竭

  去年,彭荆风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出版了。这部55万字的巨著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2009年重点扶持作品。这也是他创作的第29部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动笔,到2009年出版,其间写写停停、10易其稿,整整用了12年的时间。其实这一时间的数字还可以延长,如果说他是用一生的经历在为他的创作做准备都不为过。

  在欣赏这部被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称赞为:“史家笔法,剑胆琴心”、“全景式展示了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壮丽史诗,是一幅记录人民解放军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的伟大画卷”的巨著的同时,也不能不佩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作家,怎么还有如此巨大的创作激情?

  最近, 彭荆风的孙女楹文写了篇记述爷爷生活趣事的散文,题目叫《比我老的“小孩”》,称家里有个“老小孩”,爱笑,爱穿名牌衣服,用限量版大红色东芝笔记本电脑,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兴趣。读了文章后的彭荆风哈哈大笑,神情真的像个“老小孩”。

  81岁的彭荆风头发银白,脸上却没多少皱纹,腰板直直的,走路步伐大大的,仍有军人气质。去年回故乡登山,3300级台阶的葛仙山,照样健步上到山顶,同行的年轻人有的都不是他的对手,自叹不如。他真的越来越爱笑了,笑容温和,眼神清亮,透着对这个世界的无穷的探知的兴味。他也越来越喜欢红色了,这个穿了大半辈子绿色军装的军人穿上大红毛衣或是红格子衬衣,鲜红映着他的白发,一如他对生活的热爱,火一样炽烈。

  清晨即起,写作,写到11点左右就去游泳,午餐后休息一下,接着读书写作,晚上读读报纸、上上网。80岁学着用电脑,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现在每天电脑不离身,写博客、看新闻,主要还是用来写作。他用电脑手写笔,写得太多了,居然每3个月就要报销一只。这就是这位从事文学创作60多年、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的老作家目前的日常生活。可就是这样,他还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到晚上临睡前总会感叹:“一天又这么快地过去了”。他对有些作家创作灵感枯竭感到奇怪,他说:他有太多太多想写的东西了。他的心里涌动着太多的创作激情和人生感悟;他的头脑里,装着太多的文学素材和生活积累;他的眼睛里,看到太多的时代变迁和新鲜事物。他的人生虽然历经坎坷和磨难,但始终都被文学提升着、丰盈着、完满着。

  生于1929年的彭荆风祖籍江西萍乡,父亲彭禹(复苏)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战士,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过北京民国大学文科教授,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过江西鄱阳、铅山等县的县长。所以,彭荆风家学渊源,从小热爱文学,去年他回到故乡,见到家乡村口的那棵老桂花树还在,就想起自己9岁时爬到树杈上读《三国演义》,看得太入迷了,从树上掉下来的趣事。1946年,17岁的彭荆风因父亲长久失业,家贫失学,先是在九江《型报》做练习生,后到上饶《民锋日报》做校对,并与在上饶的进步青年诗人李耕创办“牧野文艺社”,开始文学创作。“牧野文艺社”因为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诗文,被查封,彭荆风也被报社解职,他依靠友人帮助去往《南昌晚报》编副刊;1949年5月,南昌解放,彭荆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49年秋初,二野奉命挺进西南,彭荆风随军步行3000多公里,跨越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于1950年3月进入昆明,从此开始了他军旅作家的创作生涯。

  在长达10个月的行军途中,刚满20岁的彭荆风充满着创作激情。当时他们单位在行军路上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总共出了100期,其中他一个人就写了30多篇。作为随军的战地通讯员,上级要求他们写的大多是和战事以及鼓舞士气有关的报道,而他却在完成报导任务的同时,每天都利用艰难的行军路上短暂的休息时间,写着一篇又一篇的战地日记,这些描述沿途行军见闻、身边人物故事、路上风光民俗的散文尽管后来遗失了,但他从这样的创作中体味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乐趣,在一步一步地用脚丈量着3000多公里山水的同时,他用心和笔记录着这场伟大战役的点滴。当时他就有了创作这一解放大西南战役题材的冲动,而且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消失过。

  有人认为他不自量力,年纪轻轻总想着写大部头,而他想的是,这样一场大战役,应该有属于它的一本大书,而他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更有责任了解和描述它。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他们部队里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参加过解放大西南战役,与他们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提供精彩的故事和见闻。彭荆风是个有心人,愿意听,愿意记,愿意询问,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素材。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因为写作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彭荆风前后有8年的8个冬天住在秦基伟将军家里,每天一桌吃饭,边吃边聊;聊的范围很广,除了秦基伟将军本人的经历以外,还有不少战争见闻。他还采访了很多参加过解放大西南战役的老同志,他们在提供了许多秦基伟将军素材的同时,会情不自禁地把话题广泛展开,谈到许多使他们难以忘怀的大小战斗,往往一谈起来就收不住,其中的情节精彩、生动,令人为之动颜。虽然好多素材都不可能完全纳入《秦基伟将军》这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但彭荆风仍然用心记录,因而对解放大西南战役的全局有了更深刻更立体更生动的了解。

  真正开始动笔写作《解放大西南》一书,是上世纪90年代末,除了查阅无数的资料外,对手头已有的材料再进行了解、访查、分析、综合、筛选是一项繁杂而细致的工作,为了使这部作品真正具有史料性、文学性和可读性,他多次走访滇、黔、川过去的战地,对那次大战役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详加了解,光是贵州一地就去了四五次。对战争亲历者的采访更是多达数百人,因为被采访对象的个人记忆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他还得去档案馆、军史馆查找资料一一加以核对,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一次又一次地去粗取精,光是手稿就堆有1米多高。最终,彭荆风用史学家的态度和方法、文学家的语言和叙述、亲历者的热血记忆和情感,为读者献上了这部气势磅礴、辉煌壮丽的史诗般的巨著,同时也在他80岁时走上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熟悉云南文学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上世纪50年代云南文学的辉煌,在创造这一辉煌的军旅作家名单中,彭荆风的名字闪耀着夺目的光芒。1954年,25岁的彭荆风就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1956年,他与人合作将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芦笙恋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同年,长影厂还拍摄了他创作的另一部作品《边寨烽火》。其后的数十年间,他的作品《边寨亲人》、《驿路梨花》、《蛮帅部落的后代》、《鹿衔草》、《绿月亮》、《今夜月色好》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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