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恶化”与“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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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恶化”与“欧化” ——兼论中译者的基本素质 虽然我出生在六十年代，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五十年代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指的不是他如何繁荣昌盛，而是它的质量。那个年代名家辈出，名著也迭出。我手头有几本五十年代出版的中译外国诗集，我觉得，仅仅读他们，就可以培养出极佳的汉语写作能力；而如果读八九十年代的翻译作品，则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汉语阅读能力亦成问题。我不是指“欧化”，而是指“恶化”。欧化是汉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恶化”则是一个连欧化也会遭其危害的肿瘤。所谓恶化就是译者理解原文能力差，而理解能力差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误译，也即粗暴地蹂躏原作；二是文句不通，粗暴地蹂躏汉语。 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翻译也许可以称为繁荣昌盛，但就其质量而言，则可以称为泥沙时期。近年来，这种泡沫翻译已差不多被胀破了。就我个人而言，由于自己也做翻译，读起中译书籍，简直一步一惊心，每页都读到令人生疑之处。这种情况，首先是译者水平的问题，其次是出版社没有高质量原文校对者甚或没有原文校对者的问题。 翻译的问题，本来应是翻译艺术或翻译技术的问题。可是，泥沙时期的翻译问题，已堕落到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也即堕落到译者外语不过关的问题。什么才是译者应有的基本素质？当然是原文理解力。我想在这提出若干准则，来衡量原文理解力。 首先，要达到最佳的原文理解力，译者阅读原文的速度应接近于阅读母语。这个要求本身不在于速度，而在于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译者阅读原文的速度接近于阅读母语，则表明他长期浸淫于外语阅读中；他已能够比较轻易地把握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的语调，阅读时即使遇到生词也不靠词典，犹如阅读母语一样，仅靠猜测，翻译时再细查词典确认；对语调的把握使他完全进入上下文的语境中，他作为读者和译者的脉搏与作者的心跳基本保持一致；他对词汇和句法结构的掌握基本上达到顺畅自如的程度，阅读时心理上基本没有障碍，较难的句子稍微思索即可明白。在这个基础上，译者就可以把握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文体和风格，判断它的难度：晦涩则以晦涩译之，明白则以明白译之。否则，很容易把流畅译成冗贅，把难懂译成简易（也即意释而不是翻译）。 其次，译者的外文阅读量不应少于母语阅读量，最好是超过母语阅读量，例如占三分之二。这个要求同样不在于量本身，而在于考验译者的触觉是否伸入外文（例如英语文字）的神经中枢，与其翻译对象例如英语文学共呼吸，尤其是能够钻入例如英语文学最顶尖的作家的思想及品味的氛围里，而不是靠一般读者的常识来了解例如英美的文学。这即意味着他不仅有见解，而且这种见解不逊于例如英语文学的母语读者甚至不逊于他们的作家。 这两个要求都很高，甚至可能是最高的要求。但是，起码的准则不应低于三分之一：速度不应低于接近母语的三分之一，阅读量亦不应低于母语的三分之一。至少，一个译者应有一个时期达到这两个标准的最低要求。一个译者如果仅仅掌握一些语法规则和一些词汇，然后就开始翻译，就会出现太多的误读误译和太多的常识错误。当然，一个译者可以甚至应该仅学三两年英语就开始翻译。但他应该清楚自己是在学英语而不是在做翻译。 就八九十年代翻译作品的数量看，会令人觉得背后有一支翻译大军。但是如果拿上述要求来衡量，立即会发现这支大军只是乌合之众。事实正是如此。有的译者可能未完完整整地读过几本外文书，甚至可能花一天时间看不完一份《中国日报》、用一星期看不完一期《时代杂志》或《新闻周刊》。还有很多译者连词典和其他工具书也不懂得查，甚至不懂得配置适当的词典。 这支翻译杂牌军背后的调动者是出版社。以前，翻译作品只由数家出版社出版，各出版社都有外文专家；此外，很多译者都曾在《世界文学》及其前身《译文》等杂志发表过译文。这些机构都有过硬的原文校对，如能获得许可，水准基本上有保障。可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功力深厚的译者或已辞世，或已退休，或精力不济，或对最新外文著作不感兴趣，而读书界对翻译作品的需求又不断在增加，造成几乎没有出版社不出版翻译作品的情况，而出版这些翻译作品的出版社又都没有外文专家，很多责任编辑不懂外文或只略识外文，基本上不存在原文校对这回事。 我的意思不是要回到以前由若干出版社或机构垄断翻译的制度中去，相反，我认为这些乌合之众具有一种边缘式的敏锐触觉，其选材之多种多样是“中心”无法取代的，甚至可以说是反过来取代了“中心”。但是，翻译水平的低劣却使这种原应是值得鼓励的趋势变成亟需抑制的趋势，它不仅恶性蔓延，而且抢去了原来那些高水准的经典翻译作品的读者（读者求新知，这是好事；却得到劣品，这是坏事）。 原文理解力之外，是表述力。表述力主要是翻译艺术及技术问题，包括“欧化”与“汉化”的问题，这里不拟讨论。表述力之外，还有译者是否认真的问题。这里我想举出一个实例，这个实例既不典型又很典型：不典型的意思是，他并不是很坏的例子；很典型的意思是，他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不少问题。 有一次我偶然从书架上抽出汤潮译、郑敏校的《美国诗人五十家》，读“普拉斯”条目。这本书的原版我已看过，当我读到“普拉斯”条目译文的第一段结尾时，即看到这一句：“无论这些艺术家谁说得对，普拉斯的诗都是失败的，因为圆滑不是诗歌艺术的组成部分。”我觉得奇怪：“普拉斯的诗都是错误的”？这是有悖于常识的。我以前读原版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印象。找来原版一查，果然是误译。原文是：If either of these critics is right,then Plath's poems fail,for slickness is no part of the poetic art（如果这些批评家任何一位说得对，那么普拉斯的诗就是失败的了，因为圆滑不是诗歌艺术的组成部分）。 好奇之下，我又从同一篇译文中挑出一些令我生疑之处，一一对照原文，果然都有问题。在上面那个句子中，译者还把“批评家”误为“艺术家”，接下来又把biologist（生物学家）误译为“植物学家”，把普拉斯的小说The Bell Jar（钟形玻璃罩）望文生义误译为《喇叭瓶》（真正的望文生义也应译为《钟瓶》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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