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典：“f”孔中的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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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天，11月31日，我父亲刚平反，就在重庆开了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并演奏了许多首乐曲，其中有根据古琴曲改编的，也有他自己写的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但在当时，尚未从文革时代音乐中走出来的重庆人，大部分只能听得懂川剧、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哪里能听小提琴。那个时候，你能用小提琴拉《南飞的大雁》或者《白毛女》，也就算是地下音乐爱好者的最高境界了。大家根本还不知实验音乐为何物。于是，刚演到一半，观众席中一个中年男子就突然站起来怒道：“早晓得这样，老子就不来了，这有锤子个听头，又不换行头又不换人，一把胡琴扯到底。” 说完，他摔椅子走人了。 以上是我六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当然，父亲的音乐会还是成功的。说起来，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是从一岁就开始学小提琴的。当时根本找不到那么小的琴，于是我父母就请人专门先做了一把实心木头的琴，琴弓则是一根筷子，从练姿势和动作开始。后来，又逐渐使用过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琴，并开始苦听当时所能听到的，中外所有小提琴曲目的唱片。 由于重庆歌剧院的特殊环境，我家是最早有（或能借到）黑胶唱片、电唱机或圆盘大磁带唱机、以及小胶片唱机的家庭之一。 至今，我还保存有一张家人为我录制的，我婴儿时期哭声的圆盘磁带。还有一张《红色娘子军》的小红胶唱片。 我记得，那时我家的钢琴上始终放着两个人的石膏头像：一个是贝多芬，一个则是毛主席。他们都是白色的。 自1978年之后，作为一个穿越了整个毛时代并幸存下来的右派，我父亲就开始疯狂地作曲，也教一些私人学生。文革期间，我父亲在普通人眼里，一直就是一个“疯子”。因为他走路、吃饭、办事的时候，总喜欢一个人轻轻地哼哼着曲调，不知在唱什么。别人觉得他是自言自语，而且带着表情，好象世界与他无关。不知道的人大多以为他有幻听症或者精神病。其实那不是在作曲，就是在配器或者背什么曲子。大约因为右派要干体力活，还要挨斗，这让我父亲的情绪极坏。背乐谱也是一种逃避罢。 我一两岁时，他就开始教我学琴，但我拉得极其不耐烦。 指板、弓毛、音位与空弦的枯燥，甚至松香的气味，对我来说都是致命的烦恼。后来学钢琴，黑白键音阶也让我感到极无聊。 由于当右派时，我父亲总是去帮人修钢琴，再加上自己的天赋和从小在音乐学院的训练，以及在负责乐队指挥时的经验，他的耳朵变得极其灵敏和精准。他教视唱练耳时，别说一般和弦不在话下，就是同时把手掌胡乱按倒钢琴上，发出刺耳的十个以上的不协和音，他也能一个不错地重复出来。正如在指挥管弦乐队时，乐池里稍有一个人出了点杂音，他也必须马上纠正一样。所以，在家里，他更能一心多用。他一边做饭、作曲或抄总谱，也照样一边监督着我练琴。我稍微有一点音不准，姿势不对，他就会立刻发觉，并发怒。 但我实在对练空弦是反感透了。窗外总有吸引我的东西：一只麻雀、一个过路的人，或者远处操场上传来的小朋友们的叫喊声…… 我总是心不在焉地练琴。有一次被父亲训得急了，我就一边哭一边拉，并看着我自己的眼泪顺着腮帮子落到琴面板上，然后流到小提琴的“f”孔里去。 当时我甚至在想：我恨音乐。 终于有一天，父亲看我太贪玩和懒惰了，忽然也不耐烦了。他说：“你不想学就算了，反正我也没时间教”。 于是，大概从六七岁之后，我就没再拉小提琴。 其实我后来知道，他不再教我琴的原因绝非这一个（毕竟他已为我呕心沥血了好几年），还有家庭的，工作上的和他人生变化上的众多因素。也包括我那时已经痴迷于绘画，对音乐因太熟悉而失去了新鲜感。而我父母对我童年的选择又总是异常地尊重。总而言之，在小提琴上我算是半途而废了。 尽管如此，小提琴乃至整个西方音乐，从未离开过我的身边。 我后来虽然深入专研古琴音乐，琴学和演奏，但我从未忘记，我音乐的原始积累和对审美的基本判断，都来自我父亲和他的小提琴。 自童年以降，我的耳朵从未有过假期。尤其是小提琴。从维瓦尔第、巴赫无伴奏、帕格尼尼随想、无穷动和协奏曲、老柴、巴托克、埃乃斯库、维尼亚夫斯基、西贝柳斯、萨拉萨蒂、马斯涅、弗兰克或维俄当开始，到拉威尔、肖松、圣桑、克罗采、拉罗、理查•施特劳斯、普罗科菲耶夫、格拉祖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勋伯格与埃尔加等人的作品，乃至20世纪众多一流小提琴家如米尔斯坦、克莱斯勒、柯冈、海菲茨、斯特恩、梅纽因、朱克曼、奥伊斯特拉赫父子以及依沙伊、谢林、穆特或者后来的克莱默……无数乐曲与演奏家，几乎陪伴我走过了整个少年时代。到八十年代时，我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很多小提琴专业的同学，往往还不如我熟悉。而且，虽然我早已不学琴，但依然关注一切小提琴家的演出。我记得大约是1988年，晚年已坐在轮椅上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狄雷，突然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访问，引起不小的轰动。她在大礼堂开讲座，我也专门去听过。我会独自一人坐在观众席里，仔细倾听这位教出过郑京和与帕尔曼等大家的超级女导师，如何给中国的小提琴家们上课。 郭文景曾在《噪音》一文中回忆我父亲在五、六十年代右派期间，如何秘密做实验音乐，并说这让他想起波兰著名现代主义作曲家潘德烈茨基1959年写《广岛受难者挽歌》时，也做过类似拿小提琴弓敲琴码的事。 但类似的事，在我的童年里并没有什么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爱找一些稀奇古怪的音乐给我听。譬如印度西塔尔与手鼓、彝族口弦、埙、古琴或者用小提琴滑音来模仿人说话之类。譬如1983年，我父亲还专程带我去湖北看编钟演出。因为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了一架乐器：即曾侯乙墓战国编钟。当时，湖北正在举行用它的复制品演奏的音乐会。不仅音乐会，他还带我到武汉博物馆去看了出土的战国编钟实物：那是一个用绚丽奢侈的铜架子支撑，挂着64个大小不一的雕花铜钟，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12半音齐备，要用66根木槌敲打演奏，重量达2吨半——而且有着2400多年历史的庞大乐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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