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何小竹:话说杨黎(2)

    2、初见杨黎

    关于我与杨黎的见面,我在《我与非非》一文中写过:

    “应周伦佑之邀,我和刚结婚不久的妻子在86年的夏天到了西昌。我们路过了成都,但没有与杨黎见面,原因是周伦佑在信上说,杨黎和尚仲敏也要去西昌,所以就没单独去找他们,而是想到了西昌后大家一起见面比较好。但结果是,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黎和尚仲敏那次都没有到西昌去。……86年的‘错失’,将我和杨黎的见面推迟了两年,直到88年我和周伦佑参加“运河笔会”从扬州回到成都,我们才有了诗歌的交流,并将这种友谊保持至今。”

    后来周伦佑看见我这篇文章,认为我的意思是在责怪他阻碍了我和杨黎在1986年的见面,并由此借题发挥对我好一通挖苦和恶骂。周的文章并没让我生气,我只是觉得奇怪(且有几分好笑),他怎么读出我有这样的意思来的?看来我那篇文章真是让他生气得很,似乎都有点气疯了。

    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1986年我去西昌的确是路经了成都的,按理说完全有机会见杨黎。但想到反正杨黎、尚仲敏他们也要去西昌(周伦佑约的大家一起去过彝族的火把节),就决定先不在成都见,到了西昌见也不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从重庆到成都的火车上受了凉(没买票,是铁路上的朋友带上的火车,在卧铺车厢的地板上睡了一夜),到成都就病了,心情和状态都不好。

    1988年,周伦佑又邀请我去扬州参加“运河笔会”。然后,我们一起返回成都,在盐市口转轮街当时蓝马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杨黎。关于这次见面的情景,还有个故事。与我们一起回到成都的还有苟明军。我们都在蓝马家里等着杨黎和小安从西门新二村过来。当听到敲门声的时候,苟明军去开的门。杨黎一进门就拉着苟明军的手,口中连连说“你好你好”。然后小安也跟着进了屋。坐下后,周伦佑便给我和杨黎做了相互介绍。杨黎略有些矜持的向我点了点头,我则站起来离开座位去与他握了个手。后来杨黎告诉我,他一进门,就把替他开门的苟明军当成我了。但不管怎么说,杨黎那次给小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很多年之后小苟还在说,杨黎这人不错,对人很热情。

    事实上,眼前的杨黎并没有传言中那么胖。短平头,圆领T恤,喝酒之前一般做一种“大师状”(周伦佑语)的表情。周伦佑还打趣的说,杨黎现在成熟了。但是,一喝起酒来,杨黎就变了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们想见恨晚的感觉,应该开始于酒桌。

    这次在成都的停留,我住到了杨黎的家里。杨黎这时候在练气功,经常是周伦佑在和别的什么人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却在一旁盘腿打坐。有时候,他也会睁开眼来,说上几句,话虽不多,却很独到和精辟。如果就这样以为杨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那就错了。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侃侃而谈的人。杨黎谈文学的时候,有逻辑,也有激情。我们喝酒、喝茶的时候谈,甚至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的时候,也在热烈的交谈。在围绕文学的话题中,我还了解到了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的一些文学经历。与此同时,也见到了他高中时代的几位文学伙伴:魏国安、王镜、铁蛋(李至军)、童柯以及李涛。

    3、文学少年

    杨黎和以上提到的那几位少年文学伙伴一起做过一份油印刊物,叫《鼠疫》。不用说,这刊名来自加缪的小说《鼠疫》。他们印出这份刊物之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因为作为高中生的他们,与外界也没什么联系。于是,他们提着浆糊桶将这份刊物张贴在了小区的一些墙上,甚至有一份还贴在公安局的宿舍区里。这行为与后来我们读到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青年时代伙同他的“极端主义小组”的文学同人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用浆糊把诗篇刷在墙上的行为颇为相似。

    当我经杨黎的引见认识了他的这几位高中同学之后,一下就喜欢上他们,认为他们都是一些个性独特、才华横溢的人。也可以说,是与杨黎一样了不起的人。只可惜的是,在我1988年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写诗了。这几个人中除魏国安之外,与杨黎一样都是高考落榜者,待业在家,无所事事(杨黎高中毕业后是有过一份工作的,在银行做出纳,但早在办《非非》之前,他就已经辞职了)。而魏国安是他们中唯一考上大学的,西安的一个军事学院。但他只去那里读了一年,就自动退学回家了,据说是受不了学院的那种军事化的管理。所以,那时也是待业在家无所事事。杨黎和他的高中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怎么谈文学,主要是喝酒,下围棋,谈女人及武侠小说。在我认识的写诗的朋友中,杨黎和吉木狼格以及尚仲敏的围棋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但其实杨黎的高中同学中有两位才是围棋高手,杨黎、吉木狼格和尚仲敏的水平都在他们之下。这两位就是王镜和魏国安。所以,从我认识杨黎开始,他就有特别典型的两种状态,一是闹的,那自然就是喝酒的时候了,一是静的,这便是下围棋的时候。这两种状态延续至今,十多年了,也基本成为与杨黎做朋友的常态。

    我也曾问过魏国安、王镜等人不写的原因。魏国安是因为看见杨黎的一首长诗后,就决定自己不再写诗了。这首长诗还灭掉了一个李涛。李涛也是因为从魏国安那里读到杨黎这首长诗后,便立意放弃诗歌而去经商了。但是王镜为什么不写?

    2001年,杨黎和王镜合伙开橡皮酒吧的时候,我读到了王镜的诗,也是我认识王镜十多年来第一次读到王镜的诗。是杨黎把王镜的诗拿给我的。他神秘的把我叫酒吧外,说王镜想让你看看他的诗。我只草草的读了几行,就想冲进酒吧去。杨黎说,你不急,读完。我便一口气读完了5首诗。我走回酒吧,王镜一声不吭的坐在那里抽烟。他的那种神态或者心情让我想起韩东说过的一句话:天才都是不自信的。我也坐下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然后用平常的语调对王镜说,好,相当好。王镜没有马上露出喜悦,他还问了一句,真的?我说对朋友的诗我从不说假话,要么不说。

    杨黎后来在一篇文章写到王镜:

    “王镜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1980年的春天,我和他一起写诗。1984年,当我开始步入所谓的中国诗坛时,他却悄悄的退出。他退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写诗,也不是因为不被理解,而仅仅是因为和我个人关系中有点冲突,这种情况依然可以发生在吉木狼格和小安的身上。换句话说,如果吉木狼格不因为是蓝马的朋友,小安不因为是我的朋友,或者说这种朋友关系在他们步入诗坛之前就中断了,那么,小安和吉木狼格就肯定是第二、第三个王镜。他们优秀的诗篇,比如《怀疑骆驼》,比如《停了又下的雨》,就只有在今天才会被我们阅读。如果这种中断继续下去,他们的作品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我们阅读。对于一个诗人,这肯定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读者的我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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