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何小竹:话说杨黎(3)

    4、“非非”第一诗人

    1997年,我在《我与“非非”》中写道: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谁是‘非非’第一诗人?毫无疑问,我会说是杨黎。这种认识和认同并非是友谊的结果。杨黎的诗不论是献给阿兰 . 罗布-格里耶的《冷风景》,还是《高处》、《声音》和《英语学习》、《西西弗神话》等短诗,都证明了‘诗从语言开始’(杨黎语)的无限可能性,诗绝对不是到语言就完结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冷风景》和‘新小说’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言说,就不会停留在肤浅的所谓‘借鉴’和‘仿效’的层面上,《冷风景》不是因为‘新小说’而存在的,它的存在从‘自身的语言’开始,而语言材料来自何处并不重要。也即是说,不管你所用的语言材料是来自书本还是所谓的‘生活’,这要看它们到了你的手中能否重新‘起步’,能否在那个新的空间中无限的延伸。”

    杨黎在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成都诗歌写作环境时,习惯使用文学性的比喻: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就是说,已经成为先锋诗歌重镇的成都,说到底(在杨黎看来)还是一个“旧社会”。夸张吗?有点。但也是实情。那时候,万夏、胡冬都还没有从大学毕业,还没有与杨黎相遇从而在成都构成一种“第三代人”势力。喧哗着的是以欧阳江河为代表的“史诗派”(就是今天的文化派和“知识分子写作”群的部分前身)。周围没有人认为杨黎写的是诗。当然,杨黎也没觉得周围那些人写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如此,我们即使不说杨黎很压抑,至少也是很孤独。所以,当认识了回到成都的万夏、胡冬后,杨黎才觉得,成都还有自己的同志。然后,也是通过万夏,杨黎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韩东和于坚,他们也在写着与自己“同一个阵营”的诗。杨黎受到鼓舞,开始以强势的姿态与旧势力进行战斗了。这就是与万夏、胡冬合作编辑《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其实,这本杂志后来成型的面目是十分“修正主义”的,也就是万夏对“二代半”们的妥协结果。原来的想法是做一本《第三代人》。但这想法在成型的杂志里仅成为一个栏目。杨黎有所失落。

    这时候,周伦佑出现了。

    我一直觉得,周伦佑把杨黎“网络”进“非非”,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虽不好说他们之间有“英雄所见略同”的那种感觉,但至少可以说,周伦佑是慧眼识英雄。他是四川诗人中第一个认识到杨黎的价值的人。尤其以他的当时身份(“二代半”兼半官方诗人)能够有这样高远的目光,就更加的难能可贵。我甚至觉得要用上“伟大”二字也不为过。我以为,这远见一方面来源于周对“新诗歌”和“新写作”的直觉以及已经开始萌动的“反文化”霸业,同时也有对“战国形式”的清醒分析。周多次告诉我,杨黎在外边(川外)已经产生影响(指韩东、于坚对杨黎诗歌的认同),晚一步他就可能被拉进“他们”了。

    杨黎说,他当时进“非非”有很单纯和实用主义的目的,就是总要找个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的地方。《非非》创刊号发表了杨黎的《冷风景》。这首诗奠定了杨黎“非非”第一诗人和“第三代人”诗歌运动重要诗人的地位。

    5、“下海”经商

    所谓“非非”集体“下海”,发生在1992年。但杨黎事实上在1991年就已经在商海中奔波了。他在一个叫段会明的人办的《信息汇报》做记者,实际上就是拉广告的业务员。这一年,他和小安的儿子杨又黎出生。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并不在身边,而在宜昌、沙市一带。杨黎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敲开沙市一家公司经理的办公室室,意图为报社拉一单300元的广告,却被正在下围棋的经理冷落在一旁。杨黎默默的看他们下完一盘棋,便提议与经理下一盘。经理说好。下完棋之后,经理问杨黎是干什么的,杨黎把刚进办公室已经说过一遍的话又说了一遍。经理豪爽的说,就300元嘛,我买两单。

    类似这样的故事,将一个面浅、自我封闭和个性高傲的杨黎逐渐变成了外向、夸张和见了陌生人也能口若悬河的杨黎。他告诉我,当他回到成都总部开始培训其他业务员的时候,连自己都佩服自己口才那么好。尤其如果听讲的女业务员越多,他越是能发挥出横溢的才华。我听这样的故事时,总要打趣的说,就是人来疯嘛。

    然后,就是1992年,在蓝马的怂恿下,“非非”的五人:蓝马、杨黎、吉木狼格、尚仲敏和我,汇集成都创办了一家名为“广达”的软工程公司。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喜欢()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