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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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 庭院当得一个“深”字。如果在黄梅雨季,墙脚的青苔像灯心绒一样开始厚实,青砖青中开始泛黑;夜里,屋脊上的野猫和家猫的凄厉叫春伴着檐角的雨水一滴一滴滴沥下来。如果等候了许久的阳光像一片磨薄的刀锋,透过花格子窗,打在黄铜的门环上……这一切都当得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啊。这深,就径直往脸色苍白的文弱书生的心里去了,当然,也像一个猛子,扎入待字闺中的姑娘的闺梦里去也。庭院的深,包含在一些通往墙外的石级上——甚至径直通往河埠头,最后一条石级脉脉含住的水——一个晃晃悠悠的旧梦。庭院之深,是因为还藏着这样一些旧事物:井——此生,将有多少次,低头目击那临终之眼的波光;井栏——光溜溜的岁月之吻痕;花墙头——一排大肚子的甏嵌在泥墙上,甏里已积满了一年又一年的雪水;锈迹斑斑的廊柱上的铁钉——我总是怀想它嵌进木头里去的那一部分,呵呵,它还是那么透着一分锋利的光亮;还有橡皮筋勾勒出的我们的童年;漆黑的淤泥吐出的一个分币——面值越大则我们的惊奇越大;一缕乌黑的发丝——像炊烟一样袅娜,像肢体一样纠缠在一起;穿过长廊的叩门声——那声音似乎也被狭而窄的走廊挤瘦了;还有满月撒落的一地碎银——那么轻盈,仿佛它的等价交换部分历经宋元明清已经花费殆尽;头顶千年的月光,经过瓦楞草,经过冰裂纹的毛玻璃(这就是十年寒窗之“窗”),也不会拐弯,却让假山和池沼分出了层次;其实庭院最深部分,是大少爷与另一个沪上女人的爱情,这水底下的爱情火焰,被一声断喝径直带到棺材里去了……清寂的庭院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深——民俗之深,在层层围墙之中,红白喜事,小儿出生,满月,抓周……花样儿百出的排场,轮番上演;那随时间而来到的节气——元宵、清明、端午、七月半、中秋、冬至、除夕……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每一次都是那么的热气腾腾。而看护庭院之深的,除了两个忠诚的石狮子,还有两只高挂的红灯笼——我想,这就是中国民间诗意的最通俗的部分。由几何形的点线面构成的中国庭院,除了以上的实在内容,当然还包括了虚情假意的中国式狡黠。出于一般大户人家财富不外露的心理,我在江南的某些庭院的最外面看到的,绝对不是张扬醒目的建筑,而是极其平常,与大多数普通人家并无二致。只有深入到庭院的内部,才会陡然惊讶,小镇庭院之深,不是普通的尺子所能衡量的。因为在这样的庭院里,除了世俗的精明,还有儒家的伦理,还有古代中国把艺术的元素融会到日常生活里去的那份情怀。 木头 木头与人有关的方言是:木头木脑、木知木觉、木棺材、木瓜、木卵……总之,凡与木头搭边的,人皆取其贬义,难道是木头太聪明了,以至与它一沾边,人即刻蠢笨如牛。按理,木头老实巴交,蕴藉质朴,既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不会以花里胡哨取悦世人,它该得到赞美才是。虽然,木头看似不智,却暗含儒家尊崇的“仁”之品质。然而,木头含冤,已非一朝一日。吾乡这些借用木头数落具体个人之方言,不知道始于何时。因为有了这些方言,木头成了愚笨之人的一种修饰物。作为一种修辞,木头是委屈的,幸亏木头没有嘴巴,否则,它一定会喊冤;幸亏木头的自尊心自从它被清算出森林的那一刻,就已经干涸了,否则,它闪身就会回到远古的洪荒时代里去。在人类的古典时代,是木头帮助我们赶走了野兽,渡过了大河,藏好了尸骨以及来生的梦想。可以说,是木头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家园;是伟大的木头庇护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但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温暖、朴素、敦厚、宁静、单一的木头,何以成为了愚蠢的一个代名词?其间,木头能指的这个变化,真是匪夷所思,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自从木头被请出森林以来,人类好像忘记了,恰恰是木头内质中钻出的火,照亮了人类直立行走的路;是一根根老实巴交的木头,带给了我们文明。隔着一段空间的距离,我以为,古代的游子对于家园的实物记忆,就是一根木头,以及木头的无限化身——两扇木门、廊柱、椽子、木阁子窗、八仙桌、书案、一条狭长的春凳、一张雕花的楠木大床……人只有在一只木条凳上坐下来,额头靠在八仙桌上失声痛哭,他才会感觉现世的安稳,他才能倾诉一生在外所遭遇到的坎坷。在一间木头结构的老房子里,我们做过的所有梦想都带有古典的气息。所以,那些已经成了楷模的木头,比如存世不多的明式家具,其简约、舍得放弃的风格,是可以做一个越来越复杂时代标本的。我们现在的许多玩具,已经拒绝了木头而用轻巧的塑料,它们完全灭除了触觉的快感、柔和感和人情味。对木头具有特别好感的,除却我,还有法国巴黎的一位作家——罗兰•巴特,他对木头做了深得我心的总结——“木质材料就其硬性和柔性以及其自然的触觉热度而言是一种理想的材料;木质材料可以从它支撑的任何形式上减除锋利棱角的伤害和金属的化学凉意;在儿童玩它时,磕碰它时,它不振动,也不吱嘎作响,它出声低沉而干脆;这是一种熟悉的富有诗意的物质……即使它死亡,也是在缩小中死去的,而不像那些在一种破坏性动力的局部突起的作用下消失的玩具那样是在鼓胀过程中死去的。”在此我像罗兰•巴特那样怀念木头,无条件地对伟大的木头带有好感,因为三十年前,我曾经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一间木结构老房子里,我曾与长长短短的木头为伍——是的,我曾用尽吃奶的力气,扛起门角落里的一根门栓;躺在两只木塌拼凑而成的简陋木床上,我曾那么固执地做着一个成长的小梦;我家的两扇如同父亲性格般敦厚老实的木门——木门户转动时,那一记生涩的“吱嘎”声——曾是如此地牵动着我的魂魄——我记得,我记得。当然,江南农村的一间普通农舍,一般是见不到牛腿和雀替的(那些创造了它们的无名工匠,从来没有将其看成艺术品)。但那些轻盈、漏光通气的木格子花窗,在我十五岁之前,我见到、摸到的,远不是少数。它们美丽的形象,曾引发我最初的想像力。后来,在快速而冷漠的城市生活中,我自己几乎成为一根出土的木头。我有机会见到更多雕刻着戏剧或花卉图案的老木头——几乎是中国民间处处皆在的一个个微物之神。我知道,中国人的情趣,中国人的历史,中国民间的信仰,就在这红漆或镏金的木头表面。 旧桥 桥在小镇的边上。我有时候觉得,桥应该离小镇再远一点,远到荒僻的野草丛里去,以便彻底和小镇分离。现在的小镇,早已背叛了原先的古典风格。它变得轻浮,脂粉气,邋遢。小镇日新月异,新得连我的眼睛都跟不上它的节奏了;新,不是不好,但这新里头,有一种塑料味,铝合金味,那是多么没心没肝的气味;与此相应的,小镇的居民,开始爱上每天千篇一律的点数钞票的生活,仿佛只有在深夜拍上最后一块长条形大门板,将一张一张粉红颜色硬钞清点完毕的时刻,他们的生活才获得了提升,灵活才得救了似的。小镇上,到处是相同的小聪明,小伎俩,人们普遍地安于一种现状,只关心银行卡上数目字的攀登,对于本源的心灵,几乎是浑然的木知木觉;而我要说到的旧桥呢,远远地呆在一边,性格上有点木讷,仿佛患了抑郁症。桥深沉而固执地沉醉在与水流的对话中——尽管这水流,已是越来越无可救药的粗糙。原先,桥和小镇是一个整体,有着相同的面容和性格,只不过桥更老成稳重一些。日头沉下去,满月浮起来,日子周而复始。小镇在时间缓慢的流逝里,铁打的头颅终于也要彻底地破碎,而桥继续坚持着一个碎片时代里不合时宜的完整,这是我一年里三番五次来到它身边的原因。和江南的每一座石拱桥一样,这桥当然是有相当当一个桥名字的,但我想,这个极普通的桥名,已经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昭告世人了。就我所知,横卧在京杭大运河上如此长跨度的石拱桥,已大多无存,如此的完整,形体上的修洁,它差不多是一个仅存的标本了,那么就称呼它旧桥吧,因为它今日的显赫,是牺牲了数量繁多的同伴的结果。为了它们极不情愿的毁弃,它应该谦逊,应该隐姓埋名,彻底放弃本名。于是,在我这里,旧桥成了过去年代里所有石拱桥的一个总桥名。说及它的时候,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伟大的石拱桥的队列。旧桥之旧,我当然知道,只有在月光底下,才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于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缓慢地移步换影,以一种日间所无的庄敬心情,仔细地辨味每一块石条上的凹痕。没有人跟随,只有一颗怀旧的心,砰砰直跳,试图唤醒旧桥的睡眠;坐在桥顶,极目远望,平日里难看之极的楼房被夜晚的巨手一抹了之,树木连成了一片,成了一片云烟,仿佛是宣纸上洇开去的墨迹;没有所谓的盛世之音,只有柔软的水流与硬朗桥墩的缠绵声息,还有,青草丛中蟋蟀的“瞿瞿”的清音,那是为旧桥守夜而唱的挽歌吧,调子清越,异常的凄凉。从踏上旧桥的第一条石级,一二三四……直到桥顶,东边,五十七级,西边,五十七级;桥顶中央,方正的石块上,是盘龙的图案,呈圆形,面向天宇,正好对应着今晚上的满月。两边的桥栏,用石凿的榫卯联接,侧里的一面,凿成颇具人情味的弧形。由于年代久远,旧桥的两旁,石块与石块衔接的地方,滋长着蓬松的藤萝以及瘦小的树枝,仿佛安卧于云端的旧桥长出了翅膀正欲展翅高飞一般。从桥堍侧着望过去,三个拱形的桥洞,错落有致,它的虚空和两旁引桥的壮实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形体,一虚一实,共同赋予了天地以大美;大美无言,却让后世之人敬畏。没有记住旧桥的桥联,大致有三对吧,它们是书法的条幅,以狭长的石条形式,高挂在旧桥两旁。一座实用的桥梁,偏要那么多审美的东西,这是古人的偏执和智慧,实用与审美的联姻,是中国古代把庸常生活提升到诗化艺术的最了不起的成就。 旧井 旧井是配合着旧院子而活着的,仿佛一节站立的电池,那幽深的、呈圆柱形的水,就是电池里面的电。如果说,这旧式的庭院,是一个气若游丝、即将枯萎的血肉之躯的话,这嵌于地下深处的旧井,倒是一颗很光鲜的灵魂呢;旧井只略微地高出地面,它可以长久地波澜不兴;它的谦逊,让它历久弥新,不至于干涸。旧井是老宅的见证人,数百年间,它目睹了太多伤心的故事;它声音哽咽,几乎已经不会说话了;它记得的,那穿长衫、哼平仄声的老主人,用木盖子将它盖住未久,就撒手人寰了;因为一个小小的遮盖,这个时代的长脚灰尘,就这样被挡在了外面;很幸运的,在风云决荡的时日,旧井保存了最后的尊严;同样地,非常的岁月,旧井还保住了一位端庄少妇的贞洁。旧井并不广为人所知。推开木门,一条碎石子铺就的小径,直通内屋,转过一个门墙,有一个潦潦草草的墙角落,靠墙一边,有一丛葳蕤的细竹,有亭亭如盖的葡萄架子,浓阴的架子底下,秋虫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旧井在焉。高于地表的井圈,刻痕累累,青苔生焉;略微呈紫红色的井圈,有了一层灯心绒似的毛茸茸的质地,这是已逝岁月所有旧物的一个标记吧。有一天,我就这样怀着一颗陈旧之心,踏了进去。我的本意是要打探庭院主人的生活,结果,脚步被老主人用过的旧井吸引,我抚摩着旧井竖起的领子,似乎看到了主人一颗保存完好的灵魂。是的,清晨冒着丝丝水汽的旧井,已经向我发出了邀请。于是,盖子被小心地揭开,刹那间,一汪清水(清朝的水啊)扑上了蓝天,蓝天俯身屈就,听它无言絮叨。旧井是一面真正的镜子,兀自深不见底呢;旧井有如许魅力,让蓝天甘心做一块巧克力,彻头彻尾地融化在里面。我担心我的脸也会融化在里面,因此就没敢过多地照影。我找来了一只小木桶,拱形的提手上系一条麻绳,一寸一寸地从手心里放出来,将小木桶垂至井中,直到“噗”的一声,手和心都感觉到一份柔软,于是,手腕左右一晃,小木桶像翻身的鹞子,“噗”的一声,我知道,顽皮的小木桶吃到大清朝满满一桶或甜或苦的清水了。接着,重新一寸一寸地,将木桶提起来,实在提不动了,麻绳扣在井圈的边沿,歇会儿,再提;小木桶并不安分,在幽深而空洞的井里,左右乱晃,仿佛不大情愿面对如火如荼的当下生活似的。费了如此这般的力气,木桶提出了旧井,木桶里的水,仔细一瞧,只剩了半桶。手指一沾,透骨的清凉,舌头一辨,自有一股有别于尘世间的水味。我用井水抹了抹眼睛,我想,我是为了更好更透彻地看清水的本质。井壁上,偶然看到了极细极嫩的草丝,袅袅娜娜,像是旧井主人深长的呼吸。井壁是用小青砖架起来了,硬邦邦的痕迹,极有规则,一直到井口,被一块整石凿空的井圈一个严厉的收缩,成就了我们心意之中的这一口“井”,这正暗合了儒家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箴言。多年以后,高大轩敞的深宅大院灰飞烟灭了,独有这灵魂鲜洁的旧井,因为几乎藏身在大地的腹腔里,才得以完整保存。中国的文化,我此刻觉得,正如这旧井以及旧井里的凛冽清水,几乎是以不为人知的方式,躲藏在某个颓败旧院的角角落落,修养生息着;它们无言,但是鲜活,只要你有心触动它们,就会站出来说话。它们不会说时髦的话,但是每一句,都发自一具完美躯体的肺腑。 门环 两扇木门,并排,狭长,长得有点过分了,长得像古代读书人穿的长衫。木头门槛很高,进去,出来,出来,进去,绊脚,还绊手。进进出出的脚不见了,可是脚迹留在了门槛上,一层光滑的痕迹,或许就是那些跨进跨出的脚留下的吧;做门槛的木匠的手不在了,但是手的呼吸还在,那呼吸,似乎越发的精细了,泛着幽暗的岁月之光。门槛是横着的,一条下划的直线。往上,木门的三分之二处,是两个圆,空心的,两只大大的耳环——哦,门环,黄铜制品,上半部分泛着铜绿,下半部分黄金般耀眼,那是手的体温给予的光亮,是手的体温接通了门环的灵性。门环是两扇木门最可注意的部分,位置是恰到好处,恰与一个人齐眉,以便于他或她轻易地抬手捉住它。门环靠着门垫,硬碰着硬,那个碰触的小不点儿,就是声音的高潮荡漾开来的地方。那门垫,是兽头的模样,有点儿狰狞。门环正好穿过它的鼻孔(这更加突出了兽头的狰狞),于是他们成了一个整体。于是,你捉住门环,连连按下去的时候,就会发出“啪啪——啪啪啪”——好听的声音,声音传过厢房、长廊、天井,穿过主人的午睡,刚刚醒来的一家之主听到了,使唤着小丫头开门纳客。在没有电话的漫长过去,门环的实用功能就在这个声音里面吧。门环除了这个实用的功能,当然还有一个审美的功能——它们那么听话似的垂着头,并手并脚的模样,惹人怜爱。门环,也即门的耳环——耳环是女人耳坠上的风景,这风景只是为了好看。门环,是门的耳环吧,当然也是为了好看,否则,那个空心的圆,不会圆得那么均匀,圆得那么骄傲。对于过去岁月馈赠的一双门环,铜匠师傅打磨得已经够精致的了,但这还不够,还要一代又一代的手——纤细或粗糙的无数双手的研磨,才会成就这对门环。当两扇木门上紫红的油漆剥落,严整密缝的门板开始有了裂隙的时候,黄铜的门环也会随之黯淡。那过去不断响起的“啪啪啪”的声音,似乎已被这沉甸甸的黄铜收藏。整日无人理睬的门环,就这样变成了深宅大院某扇木门上的一个小小摆设。当一个木头的、条石的、黄铜的时代已经过去,大概再不需要手摸这小巧玲珑的门环了,再不需要有人轻轻地,连连地按下去这样优雅的敲门动作了。有一个时期,大概是嫌用手开门太麻烦吧,转而用脚,一群年轻人,挥舞着拳头,昂首阔步,前脚伸出,嘭的一声,两扇木门一个趔趄,幸亏有左右两堵高墙扶住,才不至于散架。那激烈的冲撞,蓦地滋生一个反作用力,让可怜的门环颤抖不已。于是黄铜的声音中再不会有足够的骄傲,那罪孽的滚圆中独独生出了一份恐惧,它们沉重得就像黄铜本身。至于门环护卫着的高门槛,则已经锯掉。那紫红的门板上,门环的晃动之美被严厉地取消,代之以两个门洞,漆黑的、浸了血的门洞,可以直达屋主的私密生活。并排、狭长的两扇木门上,是两行时髦的标语,它们占据了木门的中心,它们能占据多久的中心?委身于尘土的门环低低问道。此时,这一对骄傲的门环已满身铜绿。 木楼 木楼在灶间与后门头之间,二层,完全的木结构,上下同一架楼梯,在靠近后门的墙边上。木头楼板因长年蒙尘的缘故,是一律的灰褐色,除了少数几块稍有突出,总的来说还算是平坦。楼梯口的墙上,有连着轴的一块门板样的东西,挂在墙壁的铁扣上,这木楼的唯一进出口子,原来是可以盖牢的,但是,就我所知,除了我的偶尔几次捣蛋,楼梯口的盖子是从来没有放下来过的。楼梯不很陡,坦坦的,也不窄,噔——噔——噔——上楼的步子是缓慢、沉闷而悠闲的。还有,木头的台阶与台阶之间,你是不会看到下面黑糊糊的地面的,否则,女孩子上楼,容易引起头晕。木楼一般人家还不会有呢,有个木楼,在村子里,一般就算得是那个时代的小康人家。我外婆家有,前有矮门,后有木楼,还有狭长的过道。我外公在世的时候,也算是塔鱼浜村像模像样的人家。我很少一个人上楼去,感觉怕怕的。其实,除了晚上睡觉,大白天,楼上一般不会有人闲坐着,除非家里有人生病卧床。一个人来到楼梯口,是被自己蹬出来的噔噔的脚步声赶上去的,真要上了楼,孤单就粘上了他。楼上很是安静,门窗少有开着,窗缝里漏进来的光线,翻滚着尘雾,像是一根棒棒糖似的——它到底没法照到长脚灰尘倒挂着的角落。有时候,楼上没有声音的那种寂静,实在是到了耳朵里捉得出鬼来的程度。而木头楼板的弹性,会随着脚步的移动发生震荡,晃晃悠悠,与我来到船舱里的感觉差不多。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次上楼,是刚刚退伍回家的大舅找对象那阵子,两口子坐在垫家床上,两个人低着头(心里头甜滋滋的吧),可是谁都不说话,各自憋着一口气似的。我呢,站在楼梯的台阶上,猫腰低头,竖起耳朵打听舅舅与未来舅妈的悄悄话。呆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听到好听的话,忍不住了,就嘣地跳了出来,吓了小俩口一跳。大舅见了我,嘿嘿地笑,也没赶我走。自然,那一次,我吃到了大白兔奶糖——上海货,那个年代稀罕的好东西哪。不久,大舅结婚成家。我在这木楼上,掀开女方嫁妆之一的马桶的盖子,汹涌澎湃地撒了一次童子尿,作为撒尿的回报,我拿到了马桶里的一尺云片糕(隐喻步步高),枣子(隐喻早生贵子),甘蔗(隐喻生活甜甜蜜蜜)和红蛋(即喜蛋,乡下用红纸染红且煮熟了的鸡蛋)。得到这些好东西,自然高兴,就蹦蹦跳跳起来,这一高兴,楼板上放置着的大小柜子上的铜锁扣,叮叮当当地响,像是楼上躲着一个乡村乐队似的。这一高兴,屋顶上的长脚灰尘有意见了,板着脸,软软的,黑黑的,一大朵,摔到我的额头上,从眉头挂下来,鼻涕似的一条,掸也掸不干净——其实,这在乡下,是常有的事呢。自从木楼做了舅舅的新房,就更少上去了。难得的一次,赫然看到床后面,有一支油光锃亮的步枪,这让我既吃惊又兴奋,就悄然搬了出来,枪口靠窗沿上,眯着眼,瞄准,嘴里叭叭叭叭不停。枪膛子里,其实并没有子弹。我拉动枪栓,一次次地抠动扳机,啪啪的声音,翠生生的,神秘而好听。大舅刚退伍,是大队的基干民兵,步枪由他保管,子弹大概另一位民兵保管着。这似乎是村子里的一个秘密,那天,我窥见了这个秘密,我异常的兴奋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此后,我来到外婆家,总要神秘兮兮地找个机会,上楼,玩枪,至于上世纪七十的枪杆子意味着什么,那是我不去深究的。我们乡下,除夕有住宿外婆家过年的习俗,我在外婆家的木楼上,住过难得的几个夜晚。睡在楼上,只要屏息凝神,左邻右舍的活动,全都会钻到耳朵里,因为,这家与那家,只有一块薄薄的木板间隔,隔音的效果一点都不理想。第二天,碰到村上的老油条,就会一脸坏笑地问我:昨晚上有没有听到“咯叽咯叽”好听的声音啊?周围是一阵哄笑,而这哄笑声中,通常是我一脸的惘然。 河埠 河埠头是幽暗时光的一部分。秋天日渐消瘦,河埠头跟着日渐消瘦——起初,水面上有七八级石级,接着增至八九级,河流缓慢地把河埠头还给我们,但是河流每年一次的归还一如教科书上的改良运动,其持续的革命终究是不彻底的。河埠头一定得保持它最后的本钱——它最低处的两三个石级,是永远不肯归还的——除非我们用打水机把河水抽干。只有在夏天,严家浜的河水经常地被抽干,我才看得到家门口那个没有水的河埠头。没有水的河埠不耐看,像一个老太婆牙齿掉得差不多了,张着一张空洞的大嘴巴。像所有的事物一样,一目了然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细细打量它的。但是,河埠头是幽暗时光的一部分,春天来了,小河水上涨了,河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收回了失地,一个饱满的河埠头又回来了。年复一年,我们稍稍长大了。我们勇敢到可以脱了布鞋,提着肥大的裤管,侧着单薄的身子,眼睛盯着粗糙的石级,一个厘米,一个厘米地接近水面……水,是水乡一个迷离的梦境,亲近它,原是水乡人的本性。透心的凉啊,但是,透心的欢乐攫住了我。于是,弯腰掬水,全然不顾及水及膝盖,裤腿全湿,用小嘴巴使劲儿向着水面吹气,直到镜子般的水面微微凹出一个圆心——一个圆,和另一个圆……前赴后继,无休止地向着巨大的河面扩展。我们沉浸在水一般的欢乐中,直到——脚指头、脚踝上,冷不丁地,被小银鱼亲密地咬上一口。因为完全没有提防的惊吓,因为麻麻的那个痒痒,尚未发育的小身子猛地倒退着蹿出水面,蹦到了水面之上的那个台阶——俯视着1970年代的故乡的水,以及,仿佛被水扩大的水中的石级,我原以为,此生是可以在这个清凉、清澄、清澈的小世界终老一生的。趁着水乡尚未浑浊,我曾贪婪地盯视着河埠头——水面下,总是有壹分、贰分、伍分的硬币,撒落在软泥中,白愣愣地反射着太阳光;还有黑的白的纽扣、没有完全浸泡的饭粒;甚至一只蓝花小碗、塞满了黑泥的小酒盅、发黑的横七竖八的木筷子……而最多的,当然是吸附在条石与条石缝隙里的肥美的螺蛳——青壳螺蛳和小香螺——中午来客人了,大人喊小孩去石头下摸一碗螺蛳,撒一簇逼青逼青的小葱,鲜美无比!还有,无数的、近乎透明的虾——老古话说,淘箩打弯仔(虾)——影子头都没。乡下人将虾通称弯仔。每一个依恋着河埠头的少年都曾用竹淘箩或者洋铁淘箩打过弯仔。在晴好天气,山温水暖,一个少年尽可能地走到河埠头的最后一个台阶,将淘箩沉入水里,稍歇,虾们被香甜的米粒吸引,纷纷游入淘箩中,然后,将淘箩提出水面,淘箩像一个撒水壶,细激的水流涌出,水滴沥殆尽,淘箩中唯剩一动不动的小虾和弹跳不已的小银鱼——那些稍大的虾和稍大的银鱼总是在淘箩拎出水面的那个瞬间跳出了罗网——这就是河埠头,幽暗时光带给我的记忆。当我的双脚从冰凉的春水里拎出,鲜红的颜色(同样的鲜红属于河对岸一直不敢靠拢的鸭脚子),伴随着微微的刺疼,是我再也无福品尝的欢乐。 瓦片 瓦片在严家浜的西边河滩上,小山似的一堆,略呈黑色,粘着灰白的干泥,间有白色或褐色的螺蛳壳、田螺壳嵌在干泥中,与瓦片友好杂处。瓦片全部碎成少年的手掌般大小,瓦片少有尖嘴锐角,大多面团团,模样憨厚。瓦片经过我的手掌,与小河曾经建立过非常密切的联系。深秋或初冬,严家浜的水位相对平稳,水面上空无一物,水面上只有鱼鳞般的波纹,这是深秋或初冬的水皮——起的疙瘩,仿佛河水在一阵微弱的北风中,怕冷似的起某个皱缩。这样的水,对所有的乡村少年,都是有吸引力的。深秋或初冬的水,似乎特别容易进入睡眠,但一个乡村的顽皮少年,是不希望小河睡它的大头觉的,他要挠它的痒痒——他很容易就想起了瓦片。他来到瓦片成堆的河滩边,挑挑拣拣,他捡起了最圆满的一片,侧身,瓦片拱起的一面向着水皮削去。瓦片似乎领了少年的命令,高高兴兴,以极其欢乐的一连串蹦跳,奔向懒洋洋的河心,而在接近河心的一刻,瓦片突然又放弃了他的命令,真的,这个下午,瓦片的奔跑因此变得相当模糊,一个支撑它奔跑的力突然撤回了,激情中的瓦片彻底瘫软下来——第一片瓦片,就这样倏然沉至河底。接着,第二片,第三片……河滩上的小山渐渐地被挖平,所有看得见的瓦片都去了河底。瓦片幽居在水底。瓦片到水底做梦去了。瓦片做过的梦中的一个,是重新回到了河滩边。寒冬过去,大地转暖,瞬间清明已过,太阳的头越来越大,直到塔鱼浜的村民要戴着草帽与老太阳相见了。忽一日,小队长毛老虎一声令下,机埠的大水泵劈塔劈塔吼叫。河水一寸一寸浅下去,直到河底朝天。全村男女全劳力一律出动,到水已经抽干的严家浜兜里舀水糊泥。这水糊泥,水灰色,粘稠的,细腻的,极其的活泼,极其的肥沃。女人们一舀子一舀子地往上舀,舀到一个泥坑里——从一个低的泥坑舀向一个高的泥坑,严家浜的水糊泥全都给舀到泥坑里去了,最后,全都让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们挑走了,最后,全都倒在庄稼地里去了。这样的劳动场面,每年一次,是塔鱼浜村少见的狂欢节。与水糊泥一道舀上来的,有泥鳅、鲫鱼、小黑鱼(它们在一片惊喜声中被扔到准备好的篮子里),还有深秋或初冬沉下去的众多碎瓦片,它们一只一只被女人们小心地拣出,又啪的一声,扔到河滩边。瓦片越扔越高,三天后,西边的河滩上仍旧有了一个由瓦片、泥、螺蛳壳构成的小山丘。阴错阳差,这些瓦片,在水底睡了一个长觉,现在全都醒转过来了,它们像塔鱼浜的植物,春风吹又生,奇迹般地由梦幻的河底重新回到现实的河滩边。多少年过去,它们没心没肺地居住在我们生活的边缘。有一小部分瓦片,始终没有回到瓦片的队伍中来,没再像其他的瓦片一样,躺在我的脚踝边,由着我长短圆扁地打量,由着我分王封爵,瓦全瓦碎,一再地往细小里碎。这些没再回来的瓦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吃到了塔鱼浜少年的鲜血——他们有一群人,他们成群结队,喊杀阵阵,前来寻衅。他们中的好几个,在痛哭流涕中,已经让飞过去的瓦片喝足了汩汩流淌的少年血。这些有着辉煌经历的瓦片,最后,功成身退,懒洋洋地呆在孤独之中,彻底隐身在无名的民间。 小弄堂 塔鱼浜村几十户人家,只有两条古旧的弄堂:东嗨弄堂和西嗨弄堂。嗨,边缘的意思,表示方位的时候,塔鱼浜土语里常会出来这个音。口语中自然的音节,文字的表述总是有点别扭的。我且不去管它,循着不识字的祖母的嘴巴里出来的这个土音,我先到西嗨弄堂里转转——这是两堵高墙一夹而成的长弄堂,两堵墙,分属于两家人家,东边赤脚医生小阿六家,西面毛发林家。南端的弄堂口,正是村里大名鼎鼎的木桥,木桥头的高音喇叭,是塔鱼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权威的发言人是翔厚集镇上精瘦毕骨的六和尚。东嗨弄堂长度约一百米,是南北主要通道,并不狭窄,两个男劳力各挑着担子,稍稍侧转一下身子,就可以顺利通过,而且还不会互相磕碰。乡下的弄堂,比不得城市里的冗长,热闹,狗逼倒灶的事情多,它安静得很,它甚至没有窗户,从头到尾,其实只是两片有起有伏的砖墙。说有起有伏,是因为弄堂是循着房子而成形的。最南的厢屋,放八仙桌,是主要建筑,造得自然高大,往北,是略低的灶间——一家屋子中最高的二层木头楼房——天井,过道——最北面是养猪养羊的后门头。房子由南而北的结构,弄堂的墙面,只要看一下高高低低的起伏,就一目了然的。我说的是毛发林家的情况,小阿六家不同,弄堂的中间开了一扇小门,弄堂口的风尽往他家里灌,也因此,盛夏的时节,我们总喜欢坐这小门口,乘凉,听鬼故事。东嗨弄堂的墙面是土窑烧制的青砖砌的,一块一块,平砌,墙因此结实得很。墙上的石灰剥落了,青砖的线缝毕暴灵清。一边走,我们的手就搭在墙上,弹琵琶一样,一头弹到另一头。有一回,厌烦了,手里多出一支颜色粉笔,一头拉到另一头,红色、白色或青绿色的线条,汹涌澎湃地从我的手掌里拉出来,兴奋,反一个身,再拉,两堵白粉墙上多出几道壮观的线条,完全的抽象派。东嗨弄堂一直比较干净,那是有毛发林的父亲聋子阿二的缘故,这个沉默、勤快的老人,隔一段时间,就用铲子铲去弄堂里湿湿的淤泥。聋子阿二一过世,黑泥就层层地来垫东嗨弄堂的底了。春天来临,捉蜜蜂的时节到了,我们就转换到西嗨弄堂里去了。西嗨弄堂也是两家人家的墙面一夹而成的,不过,两家都是村里的贫困户,房子不多,弄堂也就短了,墙是泥墙,最上面还顶着稻柴,村子里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喜欢两堵泥墙——密密麻麻的小洞,洞口的碎泥屑,是那么的亲切。泥墙,蜜蜂容易钻洞,因此,花香纷飞的时令,蜜蜂成群结队,来到西嗨弄堂的小洞穴里。这两堵墙,这一条脏兮兮的小弄堂,是塔鱼浜每个孩子的乐园。东嗨弄堂和西嗨弄堂的人家,平时少有来往,各过各的小日子。每年总有几回,把两条弄堂连在一起的,是村里某个精明的老婆子的叫骂声。原来,她家少了一只鸡,地头的南瓜让人摘了去,老婆子不知道谁做下的,就扯开嗓门满村坊叫骂——没来由的叫骂,没有一个具体对象的叫骂。从东嗨弄堂,一直叫骂到西嗨弄堂,她夜游神一样游走在村子里,把塔鱼浜她怀疑到的人都骂到了,整个塔鱼浜村,也都听到了,但是谁都没有吱声。骂一阵子,她舒心了,累了,关门睡大头觉。第二天,发觉那只丢失的老母鸡好端端在自家稻地上咕咕咕咕觅食,老婆子又呵呵呵呵笑开了。头天晚上,恶龙倒臭的咒骂,好像完全与她无关。村里的老人见到她,抢白她几句,她也不当一回事体——这样模糊的是非观,也是有意思的吧。 野亭子 塔鱼浜无塔,亦无亭。离村子最近的一个亭子,在塔鱼浜南面,钱王与石匠里的中间,大致有五六里路吧。这两个村庄的边上,一个叫移墩的村坊里,有我家的一位亲戚,每年的新年、清明,我随大人走亲戚,走路,打一个来回,一年里,我至少要经过四次。这个野地里的过路亭子,就这样很深很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白天走过野亭子,常是高高兴兴的,一个人冲锋陷阵似的跑到前头,蹬上石级,来到亭子底下——其实也很简单的建筑,四块竖立的石条做了亭的柱子,一般大小,焦黄的颜色,石质也算不上好;上面是木头架子,那横梁倒是很粗壮的;再上面,覆着黑瓦,陡陡的弧形向着四个角延伸,底端是四个漂亮的收缩;亭子的四个角微微翘起——这是乡村的野亭子,没有风铃,石柱上也没有对联之类的文字,甚至连一个具体的亭名都没有。亭子边,有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桥,这桥,两块石板一拼,总共三节,六块石板,就这么一架,就有点长度了。桥底下是阔而深的小河,水草丛生,茂盛的水草里,还能看到盘着身子的水蛇。桥无文绉绉的名字,乡下人称洋泾桥,这么一块野地,洋字何来?不清楚。因了这个桥名吧,亭子就叫洋泾亭,三个字,是一个淘气的孩儿王用小刀刻上去的,字迹弯扭,刻下它的人,想来初中都不会毕业的。东西南北,亭子的四个方向,是四条石凳,已经被无数的屁股磨得光亮异常而且十分的平整。坐上去,吹吹风,歇口气,看看四周围的野景——北边的河滩上,有稻柴遮盖的棺材,一排,好几只呢,还有一个黄色的骨殖甏,葫芦形状,釉面的图案有点恐怖。如果是阴雨的天气,洋泾桥一带就弥漫着一股的阴气和野气。走洋泾桥的时候,我是不敢看左看右的,憋着气,只求快些经过,到了岸边,才长长吐出一口大气。白天经过,还好,亲戚家吃完夜饭,晚上回塔鱼浜,我是不敢落在最后面的,一般是走在最前面。那时迷信,听说洋泾桥是有鬼的,鬼爱抓中间的人。鬼知道前面的那个人胆子大,后面的呢,更大,而中间那个通常胆子最小,胆子一小,鬼就粘上身来了。洋泾桥底下的田鸡特别大,附近的村民,都不敢到那边去捉,这些田鸡就有恃无恐,咕碌碌,咕碌碌,叫声极其饱满,沉着,响亮。据说,当地人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小孩子第一次路过洋泾亭,一定要放下一个红蛋(吾乡风俗,小人首次走亲戚,亲戚家必送压岁钱,四只红蛋,一包糕,一枝带皮甘蔗等礼物),以满足此地小鬼讨吃红蛋的要求。我曾多次路过洋泾亭、洋泾桥,但从不是孤身一人。我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去石门玻纤厂上班,如果是晚上,母子俩坚决不走这条荒野之路。有段时间,为了避开那股子鬼气,我们走翔厚——大王渡——南塘(京杭运河)——虹泾桥——石门这条路,宁愿兜上一个大圈子,多走一个多小时。我还记得,少年时代,我做过的噩梦,几乎都在洋泾桥那个鬼地方。这里,成了滋生噩梦的温床。这一份成长的秘密,像如今的洋泾亭一样保存着。这乡村少见的野亭子,不知何人所建,建于何时,完全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是荒田野地,俗称“野搭里”。遇到突然下雨,洋泾亭倒是附近村民的一个避雨之地,好在那时,是集中上工,群体的力量是可以驱鬼的。这样的老亭子,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不多见了,如今,几乎绝迹。几天前,我随一位朋友去石匠里拍老茶馆,说起这个亭子,一老茶客告诉我,亭子还在。于是我们驱车前往,亭子果然还在,石板桥已经拆去,造了一座有栏杆的水泥桥,桥堍开了一家小厂。洋泾桥的野气渐渐在消逝。亭子完全废弃不用,局促在路边,顶端破损得很厉害,横梁露出一大截,像一只旧式的官帽,很突兀地戴在无名乡村的空虚脑袋上——我们传统的一个破碎的文化符号,终于连它的破损,我们都熟视无睹了。 老茶馆 四点钟,黑沉沉的天,黑沉沉的地,唯脚底的机耕路泛着模模糊糊的白。万物柔软的边角,融化在凌晨的夜幕里,夹缠不清的事物,正等待着太阳出来厘清它们的棱角;田野与坡地粘贴在一张黑纸上了,黑,以及黑,那么的安静——草丛里藏身的小家伙们还在酣睡,偶尔的鼾声,反衬出乡村的宁静。桑叶、桑果、紫云英、茄子、南瓜秧、地脯、无名的野花,它们都在暗地里生长。它们或许听得到我异样的脚步声。天是完全暗着的,像我这样走不惯夜路的人,走起来,用村里的土话——踢脚绊手的。可是,这个时间里的老茶客,已经稀稀落落向着翔厚集镇的茶馆店走去了。他们走得慢,不着急,不在乎时间——虽然时间对他们,已经越来越吝啬了。手提着竹篮子——如果是冬天,天气冷,双手就相拢在袖子管里,篮子挂在臂弯上,远远看过去,仿佛抱在胸前似的,这也是很好看的一道风景——篮子里,放着旱烟管,一盒火柴,一只洋铁小盒子里装在刚刚刨下来的晒红烟。勤快一点会持家的,篮子里,一定是十几个土鸡蛋、地头的各种土产;也有挑担的——担子里的大蒜、韭菜、茄子、大篰头菜、圆溜溜的包心菜……杭育杭育,径直走到茶馆店门口,放下,要一壶茶,一边慢慢地泡茶馆,一边卖小菜,不用吆喝,都是老顾客了,有人过来了,蹲下身,翻拣出一把蒜苗,几钿?两够(元)一斤。拎起秤杆,秤梢微微翘起,秤好,丁零当啷,递过来一把硬币,一桩小买卖就这样成交了。这是经过了火热的危房改造之后少数剩余的老茶馆,完全的木结构,片瓦,朝街面的一边,一律的木头门板;窗子是用九块小门板拼成,九块门板上,隐约可见毛主席语录,红漆的毛笔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坐下来,横读竖读,小时候,向毛主席保证过无数遍的语录,这个早晨,我就是读不通——九块可以装卸的门板,前天晚上,老板娘手忙脚乱的原因吧,一时给装反了,乱了顺序。(唉,我读到的是一个怎样错乱的时代?)我到这家老茶馆店的时间,四点三十一分,天还没有亮呢,茶馆店里,两盏节能灯,抱紧一团的白,白楞楞的光线,不刺眼,但照不透彻——全被周围熏黑的木头吸收了。屋子的地坪,起着鱼鳞似的波纹,黑不溜秋,晃着亮光,是经过了无数人践踏而板结的泥地坪,是吃了不少茶水的地坪,高低不一,可是颜色倒是和整体的老茶馆很般配呢。茶桌呢,除了两张八仙桌,大多是斜脚的长条桌;凳子,是狭长的木头条凳,当口一位藏青色单衫的老人,一个人占了一张长条桌,靠墙坐一头的条凳上,摸出一个饼,一点一点掰开,慢吃,间或吃一口茶,嘴巴里渥一渥,喉结一哽,吞下去,看不出吃的欢乐,看他的眉头,不像是很好吃的东西,这简单的早点,于他,仅是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吃了一会儿,将一条腿搬上来,脱去草绿色胶鞋,腿放平了,抖索着,点燃雄师牌纸烟。很长时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没有答腔,他旁若无人,他“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他一径将大腿架条凳上,没人会数落他坐没坐相,反而,这是老茶馆店里的一个标准坐相。其他的老茶客,只要那张桌子人不多,大抵也是这个样子。吾乡茶馆店的散漫,就是这样出来的。我挑了门外面的一张空无一人的桌子,摸出六角钱,放长条桌上,招一下手,老板娘顷刻明白了,拎起小茶壶的盖子,放一小撮茶叶末子,祁门红茶(这样的老茶馆店,绿茶是没有的),拎起老虎灶上翻滚的沸水,滋——一道百热沸烫的水冲进去,“的”的一声,轻快的乐音,发出逗点般大小的欢乐,盖上,一手捏着壶环,一手轻搭一边儿,双手捧了来,浅浅一笑,不多话,放长条桌上,还变戏法似的放上了一只小茶盅。我就这样要了一壶茶。女人收了钱,返身走里边去。我掀开壶盖,一股红茶特有的香气冲上来,茶叶末子渐渐沉下去,倒满一小盅,略微的一吹,茶叶末子荡到了另一边,一口喝下——其实,我说喝,是外行话,乡下人是不说“喝”茶的,他们用“吃”,吃饭的“吃”,吃茶如同吃饭,两者平起平坐;吃,有对茶的庄敬心情在里头吧。吃茶,是平常日脚里少不得的重要一环。老茶客,一天吃三次,早上,茶馆店凌晨三点开门,可吃到市面散去;午后,半眯着眼睛,打盹;晚上,时间相对较长,人也多,是完全放松了筋骨之后的享受。与过去不同的是,即使这样一个古风犹存的老茶馆店,茶客们已经没有兴趣闲聊家国大事,几乎连家长里短也听不到了,大多是默默地吃茶,抽劣质的纸烟。要不,四人一桌,向老板娘要来一副和牌,桌子中央放一块长条木板,四个人“拓和牌”,几块到十几块的输赢,小赌娱情,这是乡村里普遍存在的事情,但偶尔也听到粗野的骂声——“奈(你)眼乌子烂出啊!”“奈么眼乌子烂出!”话是那么难听,但不过是说笑话,没人较真。这个早晨,我吃了一会儿茶,聊了一会儿天,看老茶客们四人一桌玩了一会儿牌,天慢慢亮开来。白日的光线渐渐进人老茶馆——那些白条条的日光线,最早是从瓦楞里漏下来的,而其中最为集中的一束,从屋面上的天窗里打下来,天窗呢,一本书的宽度,两本书的长度,白白的一片光,在黑黝黝的瓦楞的包围中,很是刺眼。如果是在有星星的晚上,坐在屋子里,仰起头,是可以看到眨眼嬉笑的星星的。光线最后才从我坐着的木门口灌进去——老茶馆店的内部,现在,我终于可以细细打量了——靠里,东边的墙角落里,安着一张粗糙的小老虎灶,张口的嘴巴,桑柴烧透的火焰像一条威猛的舌头,不时地添出来。形似老虎尾巴的灶身上,四把光宗壶,为首一只光宗锅子。总共五把烧水用器,在轮番给客人续水。老虎灶头的旁边,还有两只煤饼炉子,今天,因为是开蚕时节,也算是清明以来的农忙吧,出来吃茶的老人不多。一个早上,也就二十来碗,终于没派上用场。老虎灶旁,是一口接满了自来水的七石缸;灶口,一把烧红的火剪,一把竹刀;朝南的单壁上,是财神像,红光满面的当代财神,一脸的喜气;日历本,是特别的大——是某日某时,不宜出行不宜动土的那一种本子;一只带发条的小闹钟,时间好像死在里头好久了,也没人去上紧发条;两把用高粱杆新扎的笤帚,崭新笔笃;一个箬帽,过去日脚,风雨的影迹还在;从梁条挂下来的铁钩子上,是一只只大提篮,提篮里的杂物,无非时鲜蔬果;门板上的洋钉毫无例外地生锈了,(我恍惚想象着它锲入木头里的那一段,想来仍是崭新的吧!)我对这家老茶馆店的门槛有了兴趣了——两段木头拼接成的门槛,上面,已经被来来往往的脚踩出了凹馅的弧形,恐怕没人计算得出,时间在上面过去了多少——时间真是像流水啊,居然将木头门槛冲刷得那么光滑;门槛上的一个个木结,像一只只暴突的眼睛,带着略微夸张的神情,看着老茶客们一个个离去。天已经完全地亮透了,太阳升高到屋子西边的水杉尖尖的树梢头了,他们起身要走了,此刻,茶客挑来的地头土产,大致卖得差不多了。老茶馆店在最后一位茶客离去之后,彻底地安静下来了。机耕路上,再一次看到他们东倒西歪的身影。此刻,万物清晰,惟其茶客们的眼睛,是模模糊糊的——是他们的脚,凭着一种惯性,引导他们来到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一个个自然、有着好听名字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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