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蔡俊：寂静里挤满了声音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蔡俊
2012-09-29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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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些像元宝呢。黄昏/身著花衣的我，着了迷地走在它的山腰/野梅子滚得满地，坎上坎下的几只老墓/那样子似乎无所事事/墓碑上/一些好像并不陌生的姓氏/在常见的蕨类和紫色的小花之间/探头探脑的，但不知所云。/几株枯枝野里野气，在元宝的最高处/不停往天上冲，就像要切割我的视野/有会我盯着枯枝上的虚空看了很久/它越发湛蓝了。我离开元宝山时/几只粉蝶飞向远处，飞得那么迟疑/我开始担心是我的到来赶走了它们。”

     空中见色，色中见空，是好诗共同的气质。有的更年轻的诗人是依靠直觉玩耍着感觉及其种种闪光的侧面，钟硕显然不在他们中间。钟硕对佛家有着深深的迷恋和向往。“佛”的本义是智慧，其学说是与宇宙万物的存在及生命根底之追问有关。基于这样的前题，好诗人总是有着一种更深广的文化根基，所以他们的作品保持一种更深的“辉度”。比如钟硕的这首《元宝山》。活人“我”，墓地，死亡——它们就像和世界重合着的另一种意义，又像事物和事物的影子，我们只看见阳光赋予了事物一种阴影，但是事物本身其实也是本体的一个影子。我们的心灵不去照耀，它的这个层面就不会显示出来。钟硕常常写到的这种广大的安静，这种“对境应心”，这种物我同构，成为她作品的绝对的底色和背景。这种寂静具有广大的心灵空间和精神内涵。

     虚极静笃，自现龙虎。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释道三家对此都有深刻的教言流布。除了更强调修齐治平，带有强烈的伦理政治理想的儒家之外，侧重在精神上的，释家的影响和教化最广泛，影响最大。学以致用的，那就是道家了。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个“诗的民族”，尽管如此，许多时候对诗的理解还是有很多不恰当的，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观念。我以为很多人对诗歌如果从一些流俗观念的理解那样，把诗人当成抒发滥情的文字工作者，古旧的流行歌手，那绝对是对真正的诗人的误解。真正的诗人既是神学家，又是哲学家，又是传教士。诗用感觉说话，但是感觉中无不深含着更为个人化、更原始的形而上学。只有面对终极的问题，比如死亡，生存才具备意义。只有有了形而上的投射力，诗才具备了入火入木入金入空的神通。

     我认识的很多写诗的人每天总要写那么一点，但大抵也仅仅是写，琐碎而浮乱，没有多少根基。许多作家耗掉了最初的才华和气势以后，就会变得没气了。超越自己成了一个难题，一个疙瘩，那也是一座巨大的山啊，谈何容易突破。最终他们往往融于世俗，放弃艺术，找一堆托词解救了自己。不知这些人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没法继续写下去？大师为什么就那几个？这里面除了天才和灵异者，必有其背后的根基。某种文化深层的渗入对一个人的创作有根本影响。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的某些核心精神对他们来讲，都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的。正是对国学的深入研究造就了鲁迅、郭沫若。一个人的作品有强大生命力跟他深层的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与其天天写消遣散淡的文字，不如沉下来打坐和沉思，展开经书。我一直这么说：思考大于写作。

     读钟硕的书和诗歌作品不算少了，早就很想写一下钟硕和钟硕的诗。每次认识她的朋友们提起这个“硕猪猪”（朋友给她起的一个亲切的绰号），总是让我回忆起云贵高原的鲜艳的辣椒和满山的映山红。在她的博客里看见了这个团团脸，透出一股大睿智和一种人情温暖的“猪猪”，想象着她在高海拔的丽江山村里念经（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念经什么的），总有一股想去会会她的念想涌动着。生活在低地的人，对高原和生活在高原的人总有一种羡慕。再说丽江这个地方的确象征了中国人的那种过着平静而古旧的自足生活并用艺术下意识地表达来自生活的形象和思想的原始愿望。我知道钟硕是有信仰的。我一直以为写诗的人并非一定就是所谓的诗人。诗人不是写出来和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那些拼了命想写出好诗的人，若是尚未了悟此境，就不是真的理解诗和诗人。写诗既是一种“高深的功夫“也是一种极其偶然的事件，诗人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写”诗的。

     有一次在某诗歌论坛上钟硕给一位遭到众多化名者攻击的狂妄的年轻人一席诚恳的劝慰和忠告，当时很多人都对这个年轻人很失望，觉得他的精神有点不大正常，所以对待他的方式只是看不惯和嘲讽。但是钟硕没有这样对待他。这件事让我对她产生一种强烈的好感：这个人是个古道的实在人，一个诚恳的人，一个热心肠。尽管那个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当场买她的帐，但是明白人心里其实都很清楚，他应该叫钟硕一声老师。许多诗人都上网。钟硕也不例外，而且还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网络是一个非常赤裸和残忍的平台，你的玩意好不好，内涵深浅，明白人一下就能摸出来个八九。以前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一些人还可以依靠位置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享有某些特权带来的些微利益。但是一旦进入网络，大众话语的那种民主性和赤裸性就表现出它的威力了，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精英文化，抑或是大众文化自身的某些腐朽性，都会遭到言论的无情检验。有人这样说过：能在网络上混出明堂的，都是不简单的。

     如果说写小说的和写散文的人总是喝稀粥，喜欢慢慢过地日子，诗人却只喜欢干吃肉，喜欢高度数的烧酒。笔画最少的字最难写，要把诗写好是很难的。埃利蒂斯曾说：“人一旦学会作诗，就难以辨认自己”。内在化非常强的诗人往往面对的是超越了可以清晰在理性范围之内认清的部分。他在天堂看见地域，在地狱望见天堂；他一方面依赖粗鄙的日常语言，另一方面又要躲避程式化的精致；他在发现的地方再次发现，他从观念的暴力下自我拯救……

     钟硕是一个争议是比较大的诗人。一方面她反对过于精英化的语言和空中杂技，反对精神高蹈，对所谓“学院派”的经典路数（她戏称为文艺腔）持有一定的“扬弃”，另一方面她对目前大行其道的泛滥了口语和形而下的危险游戏保持着警惕。在她的一篇随笔《诗事就是私事——写给J的话》中我看见了诗人对诗歌的一些认识和思考，她写到：“在我眼里，诗歌是如此的简单和个人，就像那时我们傍晚七点钟去河边的散步，脑海里会随意发生一些念头。是的，只是发生。那么，这些念头及其升灭又如何呢？既然已说诗事是私事，似乎我就是在强调诗歌除了‘个人’并无它处？其实这里的‘私事’只是代表诗事发生的源头及路径。对于存在着的一切，对于‘我之外’的一切，诗歌不是不承担，而是如何承担。我们首先应疏理清楚的是，我与‘我之外’在本质上是哪一种关系，我自然倾向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那样：我与万物万有齐平，一滴水里的秘密，一定蕴含有所有水的乾坤。”

     “其实写诗就是修道悟真，不能悟进黑窟窿里去，那很难超生出来。”

     在人世中经历了生命和存在之间的永恒冲突和苦海之中的挣扎，人很自然地要去寻求一个说法，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在危机和平衡里拣到某些认识和表达。读者不必了解在诗人的人生道路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具有决定性的情感事件，诗人经历的就是我们自己经历的。几乎所有诗人都是吸吮并超越着它的，生而为诗人，大抵如此。

     在钟硕作品里我最喜欢她的短作，比如这首《白云过顶》：“正午，落叶在地上腐烂/我俩正在吃它的果，细嚼慢咽/一会海阔天空，一会找不着话说/我们离开渠埂时，一朵闲云飘向远处/好象忽然听见地下的蚯蚓叫/我们以为是自己已上天入地 。”白云过顶，自有其妙。这诗把安静打开了，这安静之间自有确凿而广阔的领悟。只是作为诗人，我对后面两句稍有不同意见，但是当时没有和钟硕说，现在写文章的时候说出来，嘿嘿，这是否有点坏呢？反正不管了，有一说一。如果把后面两句去掉，这样似乎更好一些，因为这两句忽然把自己变得特别清晰了。但是不管怎样，是钟硕在写诗，是钟硕写出了《白云过顶》。这是遭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它让我感到她站立在天地之间的肩膀和我靠得很近。好诗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其实恰恰是这首《白云过顶》显示了钟硕创作中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她精神的寂静院子充满了各种或者细小或者粗大的声音。它们就像生死一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慧心寂照，空色互见。比如她的另外一首《去拉市海》，钟硕就让这种寂静加入了一个拖拉机手粗壮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与存在着的一切特有的光亮和温暖，同时也显出了她特有的活泼和率性。在这首诗里，口语的气息更浓一些，日常性的语感和场面让人读起来很轻松，更有在场感：

     “那朵云一会在我耳际，一会在天边/只是在天边时，它像一块发乌的生铁/不规则的寂静让人感到异常。/一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在它的下面突突而过。我的耳朵/也渐渐被山风吹冷/这些事物们彼此这么遥远/这么遗世独立。/山谷里下起明亮的细雨时/我忽然想找一个人耳语，任何人/说这五月的麦地，有许多金黄的旋涡/这时拖拉机手猛地侧过黝黑的左脸，大声喊道/嗨，你看咱们拉市海的麦子长得多壮啊！”

     倾听，永远是钟硕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一个诗人的作品之间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诗人的底色所造就。所以我总有一种诗不是语言的看法，诗应该是超越了语言的一种妙悟的想法。悟，一心，五口。是有活气的，当下的，并非干枯的禅理。在她的组诗《我为什么不能在春天里哭?》里有一首《拥挤的花蕾》：“一滴晚露的节奏/并没有千变万化，只记得夜半鸡叫/还有枕芯里的那些气泡，齐刷刷的/花瓣一样，向同一个方向滑落//整夜我都摸不到那滴水的面孔/它去向不明，或许/已从三月的枝桠滑过嫩叶//第二天清晨我看到这株桃树/发现拥挤的花蕾全都在哭/它们踩动你最细软的枝条/于晓风残月，怒放，繁茂、无声凋零”

     对于消逝了的，极其个人化的记忆，诗人总是有着无穷的兴趣和迷恋，他们不知疲惫地要复原已经隐退的事物和感觉。那是人的自我的一部分。有时候它们鱼贯而入，有时候嘀嘀咕咕，有时候无理取闹。这种尘世的声音来自于生命和俗世双重的本能。而钟硕在世界提供给她的这个充满了声音、怪味以及启示的环境里，有时是“胃里装着酒，默默地走开”（见〈最后的宽恕〉），饱含着和解、慈悲，有时则又是独处一室的孤绝：“吃下自己的生长期和雀斑脸”（见〈遇见，飞机的飞〉），但尔后无一例外都将是获得“大地的宗教”，获得真正的开阔与饱满的心智。比如她很有意思的，或许是很能表现她更为人性化的脾气的一首《凭什么那么有见解？》里，我们就看到了她这种日趋饱满的心智及率性的写作方式：

     “其实小资小知都不大恶俗。是么？/他们钻了进去，说都可以理解。他们/举着我的器皿，漏下沙/整日都如此腻味/都在长谈。来路不明的姿式颠倒了三千次/生物学里逻辑一向严明，至少尚无绝症的晚期/直立的动物写抒情诗，性动力/据说还可以用来修道，或找女人。//不过请在天黑时，说说人生理想/也就是不要那么日常性。/也就是几个老男人，给他们以窄小的客厅/破电视音量不大，有足球和几瓶啤酒/那些话题里，也可能有我的二十岁或二十八岁/可谁打发谁呢？ 让他们分析天下/分析大脑以外的一切物什/前一秒万马奔腾，后一秒细沙无痕/问题被集中起来，一一点名/只有五里之外的小溪在梳洗打扮，落花无声漂过/尔后，星星从窗户掉进屋来 /他们它们彼此漠然地看着，混了一宿/谁都没有缩回去”。

     一种可能“非常女性的视角”来观看“男性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各种见解的世界——这些见解其实非常可笑，至少在诗人的第三只眼睛中是滑稽和幼稚的。男性雄心勃勃地要用理性把握世界，但是这种后天的东西，注定要在存在的真实中碰得鼻青脸肿。而诗人则是在静下心去倾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另外的风吹草动，本能地对抗自我矛盾着的总体的无明。正如钟硕在《遇见，飞机的飞》里写的那样：我听出一个星际空间的漂浮物 / 长眠在了自己的“水晶棺”。

     也罢，看完诗以后如果不闭嘴，那就不是真懂了诗。对真正的好诗我们只要读就够了，就像对真正的音乐一样。它们都是有点不可思议。钟硕的诗歌创作显示出她的很强的底气和才华。但是正像她曾经遭到的批评那样，她有点“散漫”，有时过于随性而动，走着走着就窜到了姥姥家。这也是有底气的人经常犯的一些毛病。正如率性的她常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许哪天就不想写了。”诗歌嘛，尽管是小道中有大道，但毕竟还是小道，小道毕竟有很多很多条，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走或那样走呢？诗歌，也就如此而已。就像现在很多诗人都在叫嚣着那样：“诗那么累，又那么饿，我准备写小说啦！”不过我还是希望钟硕走得更远，因为她是可以走得更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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