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诗歌与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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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题目是“诗歌与消费社会”，不是“消费社会的诗歌”。任何时代的诗歌都需要在它与现实的关系中来把握自身，因而“诗歌与现实”会不断成为一个话题。但什么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实”，人们到底去想过没有？我想，诗歌到了现时代，显然还与这个社会的消费文化有了一种更“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消费文化，构成了作用于当下诗歌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我们首先来看“消费社会”。我不是什么文化批评家，可以对它的特征做出理论上的描述和分析。我只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本身来感受它的。比如说，在“文革”和八十年代初、中期，我们那时到商店或“供销社”都叫“买东西”，但后来却冒出了一个新词叫“购物”。时代和文化的变化就体现在这个词上。“买东西”是买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能多买，有限量，但这个“购物”就不一定了，它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体现。人们甚至什么也不买，但依然处在一个商品世界里，甚至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了这个世界中的一件商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显然完全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消费时代一个主要特征，是物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对生活还有了更多的需求。村里的大妈当然不会去买高档化妆品，但却会养一个宠物。她同样处在消费社会的逻辑中。 消费社会除了物质消费，还有另一种消费即文化消费（这两种消费形式往往混合在一起）。这就是说，“舌尖上的中国”也需要一点“心灵鸡汤”。消费社会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也需要卡拉Ok，需要一点所谓的文学、艺术、诗歌，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余秋雨的“美文”会流行，汪国真、席慕荣的诗歌会流行。记得朱大可曾在文章中谈到上海的警察逮到一个“小姐”，发现她的包里有三样东西：口红，安全套，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可能是一个编出来的笑话，但颇能说明问题。这个消费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它的嘴上能有一抹艳丽的口红了。 我们现在是在人声鼎沸的798艺术区。798艺术区就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一个窗口。来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消费社会是怎样以“艺术”的名义、以时尚和“先锋”的名义来激发消费、包装消费。世界真是愈来愈一样了。我去过许多欧美的艺术馆，所谓艺术已成为一种休闲方式或生活本身的补偿方式，人们来到那里看看名画，在带有艺术情调的餐厅里吃一顿，买点美术纪念品，就回去“诗意地栖居”了。 不仅如此，消费社会还有着它巨大的贪婪的胃口和不断变化的消费形式。比如说舒婷大姐当年那些以痛苦写出的诗，很快就成为大众消费时代的读物。当初人们是“看不懂”，后来似乎一夜间人人都看懂了，然后就去寻找新的刺激。当然我也理解这些。如果没有这些，生活就更无法忍受。比如那些在地铁车厢里一手抓着吊环一面低头看手机屏幕上言情片或武打片的“上班族”，如果没有那些恩恩爱爱和打打杀杀陪伴，他们如何在地铁里打发那一段无聊的时光？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消费源于这个时代内在的贫乏，或者说，源于生活本身的贫乏、平庸、空虚、无聊、无意义。这个时代的文化消费就是要解决这种贫乏，但它解决了没有呢？我的体会是：我们消费一次，智力往往就下降一次。或者说，就深深地失望一次。消费时代以它外表的奢华掩盖了其内在的贫乏，不仅如此，它也在生产着、推销着这种贫乏。经由所谓的“文化产业”，我们的贫乏可以批量生产了。 而消费时代的消费者们呢？下班之后歪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啪啪地换着电视频道，换着换着就哈欠连天了。这就是这个消费时代的一种写照。我见过一些熟人和老同学，头秃了，肚子大了，曾在他们身上存在的那个“灵魂”，却不知所向了。他们，已渐渐被这个时代给消费掉了。 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和资本市场的逻辑有着深刻尖锐的批判，我们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也知道安塞姆·基弗，德国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曾被称为“德国罪行的考古学家”，后来他意识到“奥斯威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不再是把人扔进焚尸炉，而是“被经济的当代形式所毁灭，这种形式从内里把人们掏空，使他们成为消费的奴隶”。 这就是在消费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 回到诗歌。消费时代并不是不需要诗歌，它也需要消费诗歌，它甚至隔三岔五就在媒体上“呼唤诗歌”，这当然是指那些合乎它口味的、它能够消费的诗歌，比如说古典诗歌的一部分、现代的雨巷、余光中式的乡愁、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再别了好多年还要去再别的康桥，等等。张枣逝世后，还得加上他那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了。这就是说，死亡也会促进消费，会使消费时代的菜单发生变化。 我们都已体会到消费社会的强大。再严肃的问题，很快就会娱乐化。在这个时代，甚至苦难、灾难也成为了“消费品”。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似乎一下子有了对诗歌的需求，而在人们的呼唤和媒体的炒作中，“感人”或“抒情”成为诗的唯一标准，传诵最广的，自然是那首《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共赴天国”的诗。的确，在那时听诗朗诵，就是这一片“妈妈……”“妈妈……”声，似乎这个民族的审美一下子又回到幼儿园了。 在这种“集体抒情”中，自然是泪水和小资情调淹没了诗歌。那些真正有深度、有艺术个性的诗，以及那些真正对中国诗歌重要的问题，反倒是被遮蔽、被边缘化了。 我想，这就是消费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它掩盖了文学和诗歌的真正标准。它降低了这个民族的智商。它模糊了人们的审美判断力。甚至可以说，它以蚊子的哼哼代替了缪斯的歌唱。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所谓“大众”的、“多元”的社会，蚊子也有它哼哼的权利，你该怎么办。 我并不是反对大众审美。我也没有权利要求大观园的刘姥姥去听贝多芬。我去过许多欧洲国家，那里的大众文化也很有市场，但人家并没有因此取代或混淆文学的标准。严肃的文学和诗歌在那里依然有一个崇高的位置。比如我这次去参加的斯洛文尼亚文学节，且不说他们的总统和文化部长亲自与会听诗，我发现许多上了年纪的农民也在听。他们也许听不太懂，但他们比谁都更虔敬地在听。这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而在我们这里呢？说实话，有时我真不愿说自己是一个什么诗人。叶芝当年有诗云“智者保持沉默，小人们如痴如狂”，当然，这种精英的口吻也许有点过于刺耳，但它表达的那种沉痛感我们在今天却一再地感到了。“舞台搭起来了，只有小丑才能给孩子们带来节日”，这是我在十年前写的一个诗片断系列的最后一节。是啊，面对这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还能说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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