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王家新：诗歌与消费社会(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2012-09-30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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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天的诗歌就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它也不得不与消费社会同行。作为一个诗人，怎样处理与这个消费社会的关系，便摆在了他的面前。我们看到的，是有人在迎合（套用诗人于坚的一句诗，他们一生的奋斗就为了成为一个消费品），有人在忽悠，当然也有人拒绝，更多的人是不知不觉地被它所左右。我们都已了解当今的“粉丝文化”。我的七、八岁的儿子就开微博，他不关心别的，就关心有多少人来粉他，“爸爸你怎么不开微博呀，你开了会有……”，我说老爸不需要，有你就行啦。

　　在当下的中国诗人中，很少有人像多多那样坚决，在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诗人一定要有一种迷狂，就是强烈的自转，就像一个球，你自转一放慢，外界就进入，纳入公转，然后就绕着商业走，绕着什么走，就走了。自转，我抵抗你们。”

　　以“自转”抵抗“公转”——多多的创作本身一直体现着这种“拒绝的美学”，不仅是拒绝权力、市场、世俗的虚荣，甚至也“拒绝交流”，对“交流的虚假性”（这是阿多诺的一个说法），他可能早就看透了。

　　我当然赞赏这种态度，虽然在语言表述上不会那样决绝，但心里也一直是这样想的，或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前不久《星星》诗刊有一个访谈，其中一个问题是问我能否谈谈我的“诗歌理想”。我的“诗歌理想”，如果说有，就是我最近写的《鱼鸣嘴笔记》一诗的最后一节：

　　　　基辛在演奏，
　　　　无人。
　　　　音乐在海立方上擦出火花。
　　
　　基辛是我在那时听的一位俄罗斯天才钢琴家，“海立方”则是从“水立方”转化而来的一个意象。除此之外，无人。

　　但我想，这一切都不仅仅是限于做姿态。这次三联周刊的编辑在给我这个讲座做广告时用了“守望”之类的悲壮字眼，其实这个词我自己早已不再用了。我想诗歌不需要那样去“守望”。无论世道多乱，我相信只要人心不死，诗歌就不死，只要我们伟大的语言不死，它就不死。所以我不会再持那种姿态。让我多少还有点尴尬的是，这次他们在讲座广告下面还用了我早年的《在山的那边》那首诗。在座的一些朋友知道，这首诗早已选入了中学课本，但它让我真不好意思。多年前北京电台给我的诗做一个直播节目，男播音帅哥朗诵的第一首就是这首诗，朗诵前还深情地对我说“这首诗多好啊，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们写一些这样的诗？”然后就“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诵了。幸好是电台直播，不是电视直播，不然我真不知道这张脸往哪里放。

　　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消费社会之外，但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写作，拒绝成为消费的对象，或者说，让消费社会不那么好消费你。是的，一切，要看你的写作本身。今年7月在山东的海边，我写了这样一首诗《牡蛎》：

　　　　聚会结束了，海边的餐桌上
　　　　留下了几只硕大的
　　　　未掰开的牡蛎。

　　　　“其实，掰不开的牡蛎
　　　　才好吃”，在回来的车上
　　　　有人说道。没有人笑，
　　　　也不会有人去想这其中的含义。
　　　　夜晚的涛声听起来更重了，
　　　　我们的车绕行在
　　　　黑暗的松林间。

　　你们看，从《在山的那边》到这首《牡蛎》，这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但并不仅仅是风格的变化。《在山的那边》是一首在那个年代常见的“追求—挫折—信念”这类模式的诗，其中的“山”、“海”等意象系列，也都有着相对明确的象征性意义。但《牡蛎》这样的诗，却暗含了一种拒绝，即拒绝“提供”意义，尤其是明确的意义。它看似随手写来，也就那么几句，但却让你难以琢磨。它让你伴着大海的涛声，永远“绕行在/黑暗的松林间”。

　　显然，这样的诗不可能“进入教材”，也不可能进入公共消费的渠道（虽然也可能会有许多读者喜欢它），但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诗的胜利。我写了这首诗后，就有了一种“窃喜”——逃脱者的窃喜。

　　消费文化的特点是要它的消费品能“提供意义”，提供它能够即时消费（所谓“快餐文化”）的意义，除了那种小资型的美感或传统诗意外，最好还能提供一点格言和哲理，以供“励志”，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不动脑子的人需要有人对他们的人生进行“指导”了。这就是为什么汪国真的小格言能够流行，于丹版的“论语”能够流行，这也就是为什么顾城有那么多诗但人们最后只记住了那句“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对此，尼采早就看得很清楚：一般来说，人们只是去吃蛋糕上的葵花籽，至于蛋糕本身，几乎等于不存在。

　　《牡蛎》这首诗的“成功”，就在于它避开了消费社会“对意义的榨取”。它让你“掰不开”。它只能让你去想象其中的“美味”（有个朋友对我讲“你这首诗其实写得挺色情呢”）。掰开了，榨取了，这首诗也就完了，就会像桔子皮一样被吐出去。消费社会，即是一个果汁压榨器。它留下的，也只是一地的垃圾和“意义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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