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诗歌与消费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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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牡蛎》这首诗。其实在任何时代，都带有消费文化的因素。任何时代的优秀诗人，对于公众对诗歌的接受和消费，如同他们对于自身的创作，都带有一种警惕。比如戴望舒，其成名作为《雨巷》，然而，就在《雨巷》写出后不久，他已把它完全抛开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叫《我的记忆》而不是什么《雨巷》，他不想提醒人们他就是那位“雨巷诗人”。至于后期的戴望舒，早已不再是那个撑着油纸伞在雨巷中寻梦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位饱含忧患、日趋深沉凝重的诗人了，如他的《萧红墓畔口占》： 在这方面，策兰更是一个伟大的例证。我们知道，《死亡赋格》问世后在德语世界广被接受、消费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惕，甚至“刽子手”们（当然这不一定是指那些杀了人的刽子手）也在欣赏这首诗，这使他深感羞耻。他不想再给苦难押韵。所以他在后来拒绝人们将《死亡赋格》再收入各类诗选。他的创作也在变，变到后来，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在抛开有机生命的最后残余之际，策兰在完成波德莱尔的任务，按照本雅明的说法，那就是写诗无需一种韵味”。 阿多诺这样来评价，是因为在这个消费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上，他从策兰的后期诗歌中看到了某种“抵抗性潜能”，某种不屈从于公众的审美趣味而是谋求艺术自身尊严的“隐秘的驱动力”。在阿多诺看来，在一个充满了“交流的虚假性”的社会里，“艺术只有拒绝追逐交流才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才有可能忠实于它自身的法则。而策兰的“密封”，正是对文化消费时代的一种有力抵抗。 不独策兰的诗如此，他的翻译也如此。比如说他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在他那令人惊叹的翻译中，他不想复制莎士比亚的优美（纵然那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读者），而且要使它变得困难；不想重现莎士比亚的自信，而且要使它变得吃力；不想模仿莎士比亚的流畅，而是拦腰把它切断，亮出词与词之间的深渊。这就是他与莎士比亚的“对话”。他曾对人讲在《死亡赋格》之后，他不会再那样“音乐化”了。当他翻译时，他也不再能“容忍”莎士比亚的流畅、优美和雄辩。因此他以他的“晚期风格”，对一位经典大师的“古典风格”进行了更冒险、也更深刻的重写。 这种富有勇气的、带有自我修正性质的“重写”，我们在很多诗人和艺术家那里都感到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在他49岁时，他毅然决定重新录制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他第一次录制该曲时才23岁。这一次，他的节奏明显变慢了，早年的意气风发让位于一个步入生命之秋的人的深邃、谦卑和感恩，尤其是最后的咏叹调主题，那种无限的慢，那种深邃、超然而又揪心的音质，有许多次都让我无声泪涌。说实话，听了古尔德演奏的巴赫，马友友的就不想再听了，或者干脆说没法听了，因为他太“甜”，说不好听一点，简直是在“媚俗”。而古尔德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他却毅然决定不再在舞台上演出了，因为他感到音乐大厅扭曲了他的演奏。他在那里不迎合听众还真不行。所以他宁愿回到“像母亲子宫一样黑暗”的录音棚里去工作。 以上我们谈到这些诗人和艺术家，这也说明，即使是在一个消费社会，诗歌照样会存在，甚至照样可以达到一个伟大、卓越的境界。所以不要埋怨生活对艺术抱着“古老的敌意”。世俗生活就是那个样子，任何时代都一样。问题只在于，我们这些从事诗歌和艺术的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内在动力，或者说，能否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听到那更高的召唤。以上谈到策兰，这里我还想起茨维塔耶娃，这次我在布鲁尔雅那的书店里买到一本她的英译诗集《我的诗》，欣喜得一直带在身上看，回国的飞机上也在看，好啊，还是好啊，我仿佛又重新拥有了一个秘密。甚至，还再次令我满心羞愧。我们知道，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茨维塔耶娃，在流亡国外期间几乎穷到要行乞的地步，回国后要找个洗碗工的工作也很难，但是你读读人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字在出卖自己？！“一切都磨损了，一切都被撕碎了，只剩下两张翅膀留了下来……”这是她对自己“破烂的衣服”的描写。别的不说，就凭这两张光辉的“翅膀”，她可以从她的苦难中奋飞了！ 这才是我们永久的艺术榜样！说到这里，我还要讲讲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谁敢于像他那样拍电影啊，像他的《安德烈·卢布廖夫》，像他的《潜行者》，那样冗长、沉闷，一般的观众不打瞌睡才怪。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才是伟大的、不同凡响的艺术。在他那里，我们不妨这样说，愈伟大便愈“沉闷”，愈“沉闷”便愈伟大。这样的艺术家是不会考虑什么观众或上座率的，他要不惜代价，完全彻底地实现他的艺术目标。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圣徒和“大师”。因为塔可夫斯基在瑞典哥特兰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牺牲》，所以前两年我一到那个岛上，就去寻找那棵在《牺牲》中出现的枯死而又奇迹般复活的树，我们当然无法找到那棵树，但我却有了这样一首诗：
一棵孤单的树，也许只存在于
一棵孤单的树
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
除非它生根于 以上为全诗的后半部分。这首诗我写出后放了两年，直到今年夏天在修改它时，我才想出了“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这一句。有了这至关重要的一句，我想，好，这首诗站住了，成立了。 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伟大的艺术，不可能是对生活的屈从和迎合，它只能出自这样的非凡的努力。如果在我们这里也能出一些这样卓越的、坚定不移的艺术家和诗人，它就会是对我们的语言文化的一种提升。我们在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提升”。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提升才能给我们带来“不可能的光辉”，或者说，才能帮助我们战胜这个消费时代对我们的消费。所以，别再去炒作什么梨花体啦，那些东西愈炒作愈无聊，愈是使我们远离诗歌。谢谢！ （根据2012年9月15日在三联周刊·尤伦斯艺术中心“思想广场”的讲座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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