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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在喧嚣中沉默，自由派诗人的成熟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坚
2013-01-11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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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就在于，面对集体意志的道德优势，终于有了沉默者
　　
　　2008年五月的大地震后，中国再次发生了铺天盖地的诗歌运动，网络上贴满以地震为题材的诗词，刊物连夜赶印地震诗歌专号，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地震诗集。自文革结束以后，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有点反应不过来，一夜之间，仿佛重新回到了历史中。诗歌再次成为集体抒情的广场，成为信手拈来的现成抒情工具。
　　
　　显而易见，这些眼泪汪汪的急就章并不在乎诗歌的质量，义无返顾，仅仅在于通过汉语分行这种最便宜的语言手段来表明诗人这个集体对地震的态度、立场。在一些诗歌网站上，诗人们宣称，写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了没有，这是立场问题。有人甚至宣布，那些没有写诗，没有通过诗歌表态的诗人已经丧失了作为诗人的资格。一时间。写“震诗”才是诗人们的正确立场，而且只有这个立场才是正确的。在地震诗运动面前，沉默就是对诗的背叛，一时间已经成为巨大的集体意志。最令我吃惊的是，这种声音最喧嚣的部分甚至来自那些更年轻的先锋派诗人（至少他们自命为先锋）。瞬间，我在时代的缝隙中再次瞥见暗藏在历史深处的那张狰狞的脸，令我有点不寒而栗。
　　
　　作为20世纪后期中国诗歌历史的见证者，这种情况对我并不陌生。历史的经验是，诗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集体的抒情工具，一种大合唱，这是中国特色，尤其是二十世纪主流文化的特色。我曾多次目睹这样的全民皆诗。那种环绕着一个题材的全民皆诗，完全取消了诗歌上的天才匠人、独创性、自由思想、意义深度、专业水平。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曾经创造了假大空文学，成为噩梦般的语言暴力。最可怕的是，集体抒情往往成为权力意志惟我独尊、党同伐异的共谋，成为暴力本身。
　　
　　但所幸者是，历史并没有重演，只是恶作剧般地吓唬了我们一下，仅仅几个月，那些铺天盖地的地震诗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
　　
　　2008年四川大地震最深刻的诗其实是这一句：“生命高于一切”。
　　
　　当然也高于集体抒情。中国世界已经回到了对个体生命本身的尊重，不再是将生命意识形态化。天地无德，也意味着生命无德，生命就是生命，没有正确的生命或者错误的生命。
　　
　　有点像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虫魍魉，蛊毒瘴疠，与居人夷人舌难语，……”“圣人此处，更有何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地震使人类重返无，重返原始，于是心复活了。
　　
　　那么，权力意志、立场、意识形态、主义、知识都不重要了，不再至高无上了，让开，弯下腰来，救人要紧！
　　
　　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就在于，面对集体意志的道德优势，终于有了沉默者，个人可以保持沉默，甚至质疑了。诗人是一个具体的作者，而不是一个集体，他不会因为独自一人而害怕。
　　
　　中国的自由派诗人终于保持了尊严。
　　
　　集体抒情，究其根源，与汉语本身有密切关系
　　
　　三十年前，1978年，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对新诗来说，就是自由派诗人和现代主义的复活。这一复活以《今天》《他们》《非非》《倾向》……的相继出现为标志。他们各自的美学倾向当然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对自由写作和个人独立创造的尊重、宽容，对集体抒情的拒绝。三十年过去，这些已经几近常识。中国当代诗歌在自由派诗人那里，越来越成为普遍性的正常诗歌，这种世界性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这个世界性是李白、杜甫、苏轼……们的世界性，是老庞德在唐诗中感受到的那种世界性，是艾略特、里尔克、庞德、奥登、荷尔德林、拉金、迪兰·托马斯、希尼……们的世界性。三十年来，我们对这些伟大的诗歌经典已经耳熟能详，所以当一夜之间，新诗忽然回到原始的集体抒情上去的时候，“普遍写得这么差”，确实令人大惊失色。但仔细想想，也是势所必然。
　　
　　1917年1月1日，自由派诗人胡适先生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提到的这八个方面，我认为最核心的是第八点中提出的“言文合一”。
　　
　　“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胡适说的八个方面，至少有六个方面说的是“如何写”。 对如何写的强调，一直是新诗的主流，只有在如何写的深入中，诗才可能从那种“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的氛围中摆脱出来。胡适其实是在强调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胡适的宣言意味着新诗首先是一场语言革命，是如何写的革命，这正是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所在。
　　
　　中国古典诗歌当然是一部专业诗人的历史。只是这种专业并不被自觉地意识到，而是在时间中被筛选出来的。
　　
　　汉语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其特点是具有天然的诗性，隐喻性。与追求逻辑化的拉丁语言不同，汉语一直保持着语言的原始魅力。在汉语中，只要你使用语言，你就是在使用隐喻，汉语天然地，造就原始的诗人，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有着世界最多的诗人，甚至有时候达到以诗治国的地步。这是语言的特性决定的，汉语的原始诗性最容易导致的东西，就是抒情的泛滥。集体抒情，究其根源，与汉语本身有密切关系。
　　
　　恩斯特·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
　　
　　恩斯特·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说：
　　
　　“在人类文化的初期，语言的诗和隐喻特征确乎压倒过其逻辑特征和推理特征。”“想象和直觉是语言最原初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卡西尔把这种原初想象和直觉称为瞬息神。所谓瞬息神，就是人类在面对自然诸现象中瞬间得到的各种直觉式的感悟，这种感悟是神话产生的基础。而神话则是语言的原始阶段。其特征就是通过隐喻、象征将想象客观化。“既要在神圣的整体性中，在其最高的内在的实在中理解上帝，同时又要规避任何名称或意象的特殊性”。“道可道，非常道”（老子）
　　
　　 卡西尔引用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例子看起来指的是汉语：“在这些部落中，世界和万物的创造与控制是被归结于‘瓦肯达’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瓦肯达理解为“道”）这一专门语词适用于各种实体或观念，并且不加区分地用作（即不管有无词尾变化地）用作名词或者形容词，稍加变化又可用作动词或副词。显然，一个如此变化无常的语词是无法转移到较为高度区别的诸文明语言中去的。同样也很显然，由这个术语所表达的观念也是不确定的，是不能简单地翻译为精神、更不能译作什么伟大的精神。……按照苏兹印地安人的用法，“瓦肯达”还隐约地附有“能力”、“神圣”、“古老”、“辉煌”、“有生命”、“不朽”以及其他一些字眼儿的意义，但它却不以任何程度的充分性和清晰性表达由这些词语单独或集体地表达的观念。——的确，没有一个长短合宜的英语句子能够公正的表述‘瓦肯达’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原始观念。”（卡西尔引自麦奇的报告《苏兹的印第安人》）“为了构想世界，为了把自己的经验统一和系统化，人类语言不得不从日常语言进入科学语言”“科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是另一类符号……使用这套语言，每一术语都得到清楚明白的定义……人从日常语言中使用的词汇符号前进到算术的、几何的、代数的，前进到化学公式一类的符号，这是人客观化进程的决定性步骤。但是人不得不为这个收获付出极高的代价。人向着较高的理智目标前进了多少，人的直接性，生命的具体经验就消失了多少，留下的是一个理智符号世界，而不是直接经验世界”。（见《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
　　
　　卡西尔所谓的“人类语言”并不包括汉语，“神话是语言的某种缺陷，某种固有弱点的产物，所有的语言指示本质上是模糊的，而恰恰是在这种模糊性中，在语词的这种‘同源形似现象’之中，存在着全部神话的根源。”如果与拉丁语言比较，那么汉语正是“某种缺陷”，汉语没有朝着“逻辑语言、数学语言、自然科学语言”前进。它一直保持语言元初时代的诗性魅力。“诗是人类的母语，‘言语并非植根于生活的散文性，而是植根于生活的诗性上’”。（见《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
　　
　　“语言总是含有一种抒情成分。它具有诗的因素，他用形象和隐喻的表现方式说话。语言愈发展，它担负它特有的理论工作就越多，它的抒情成分愈是被其他成分压抑和代替。”（卡西尔。）语言的天然抒情成分是因为它发生于人类对世界的“感受”，恐惧、喜悦、爱、恨、惊讶……等等，汉语与西方语言不同的是，它在早期就把这些“诗的因素”理性化了，成为一种“诗教”，汉语没有向着逻辑语言发展，这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关。“天地之大德曰生”，汉语起源于对生命和大地的赞美。与基督教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创世记》第1章第3-4节 )不同，中国的太极图，阴阳共生。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汉语的意义区别限定不是来自简单地套用西语的所谓“主谓宾补定状”这种语法，而是“用法即意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使汉语与原始巫语相区别的是，汉字的产生，文明，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语法，就是明！汉语一直保持着神话的魅力，神话在汉语中被文字而不是语法理性化了。汉字不仅仅有拼音这个部分，它还有字这个部分，字，并非简单的音节记录。在拼音文字中，字是不存在的。字母不是字。字母不表达汉字的诸如水字旁、丝字旁、禾苗旁这样的含义。当我们说语言的时候，指的也是汉字而不仅仅是汉语拼音。汉字的出现一方面使汉语保持着神话式的隐喻性，一方面也保持着对世界最原始的直觉能力。瞬息神（也许可以称为灵感）从未被从汉语中驱逐。汉语天然就是诗性和经验性的语言，而不是逻辑性科学性的语言，这并不是说汉语没有逻辑，汉语的逻辑是顺理成章，是字和语境产生的语法。十九世纪末《马氏文通》的出现，其实是企图用逻辑语言的那一套来治疗汉语。西方素来将语言中缺乏逻辑的、模糊的、非理性的部分视为语言的病。几千年不断治疗改造的结果，拉丁语向着“有用”发展，已经很科学，很精确，实用。语言就像游标卡尺那样是测量分类定位世界的工具。诗性日益式微。所以到了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重新反省到语言的神话功能，发现要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回到神话。卡西尔发现：“神话、艺术、语言都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这并不是说，它们都只是凭借暗示或寓意手法来指称某种给定实在的修辞格。而是说，它们每一个都是能创造并设定它自己的世界之力量”。海德格尔也意识到“语言是存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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