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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在喧嚣中沉默，自由派诗人的成熟(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坚
2013-01-11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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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的   白话文开拓的是文明上的荒野
　　
　　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语言的改良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的先声是宗教改革，一直到“上帝已死”。世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前提。而文化是中国的宗教性力量，语言就是存在的基本秩序，语言的最高典范“雅”可以看做中国文化的上帝。“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也是对“雅驯”的革命。文革更为极端，直接就是“文化革命”。在中国，革文化的命就是宗教革命。
　　
　　相对于文言文的“雅驯”、理性化，白话文是个潘多拉盒子。由于长期的文言分裂，雅俗对立，如果士大夫统治着书面语的话，日常语言依然保持着汉语的原始力量，流氓活跃在日常语言中。胡适强调“言文一致”“不避俗字俗语”，因为俗语具有革命性的活力。日常语言当然也是古老的神话思维最发达的地方，孔子早就意识到汉语的神话传统，所以一直在呼吁“必也正名乎”，“子不语怪力乱神”。
　　
　　革命必须用通俗流行的语言进行，无须思索，立刻就懂。普通话为革命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文化革命不是用文言或者方言进行的，它是用普通话进行的。集体抒情其实是普通话的抒情，宣传是其基本功能。文革时代朗诵盛行。朗诵突出的是诗歌的声音部分，取消了字，加快了汉语的速度，复杂的声音和字面不利于朗诵，所以朗诵诗力求的是简单，煽情，现场效果，这是一种现代化的要求。在我看来，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个缓慢的、犹豫不决的过程。后者则要求快刀斩乱麻、日异月新。
　　
　　就汉字来说，声音是一个非历史的、原始层面。文字则是一个历史的层面。语言革命其实利用的是声音层面，这样，它就把文字这个守旧堡垒孤立悬搁起来。现代化其实是声音的狂欢。日语在这方面比较成功，假名就是声音，它扩大了日语的空间，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日语的历史感。汉语的声音狂欢没有直接拼音化，但它用广泛的朗诵将汉语口号标语化了。汉语被雅俗分裂，雅被束之高阁，而俗语则向着实用前进。这也许是胡适始料未及的，言文一致，其实是口语与文字一致，而雅被孤立起来，几乎丧失了汉语上帝的地位。幸亏雅是栖居在汉语深处，如果它是一座教堂，那就麻烦了。
　　
　　白话文是汉语大雅之堂外的一个辽阔的荒原，现代性写作因此成为可能，这是一个怪力乱神的时代，白话文必然导致怪力乱神。但这个怪力乱神与原始时代的怪力乱神不同，它是有是历史的。这个历史就是汉语逐步走向大雅之堂的历史，雅不再仅仅是士大夫八股文考试的尺度，雅已经成为汉语的普遍尺度。白话文运动对雅的攻击虽然已经动摇了雅的地位，但雅并没有彻底从汉语中被驱逐，雅的复活是当代诗人的一个使命。
　　
　　白话文开拓的是文明上的荒野，与神话时代对“瞬息神”的猎捕不同，“写什么”几乎已经被历史穷尽。“如何写”才是无边无际的。如何写其实就是建造一个“雅”的现代标准。在五四时代，诗人也分成两路，自由派诗人胡适们强调的是如何写，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如郭沫若们强调的则是写什么。在朗诵上也可以看出来，浪漫主义追求朗诵，当场见效。而现代派注重诗的深度和形式感。（可以比较延安诗歌与西南联大诗歌）文学史是语言的形式史还是思想史、意识形态史、题材史在中国一直有争论，而后者在二十世纪后期一直占着上风。
　　
　　如何写导致的是写作上的个人风格印记。而写什么则往往导致集体意志。文革如此，新潮如21世纪出现的“下半身写作”也是如此。尤其是当这个“什么”恰恰符合“永恒正义”或者其反面的时候。语言只是表达善与恶的工具。
　　
　　古典诗歌已经通过格律的建立而成为特殊独立的审美活动，无法被一般性地滥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的天然抒情功能，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被集体滥用。古典诗歌已经通过格律的建立而成为特殊独立的审美活动，无法被一般性地滥用了。古典诗歌已经从日常语言的抒情功能中脱离出来，诗是一个被少数诗人创造出来的客观的语言艺术的精神产品，其制作手艺相当专业、神秘。格律、词牌以及更玄妙的旨在鼓吹天才的“镜花水月，无迹可求”“性灵”、“禅机”“妙悟”之类的诗歌理论形成的限制使诗歌无法被滥用。古典诗歌是一个由少数天才、巨匠、大师统治着的独立王国，仅仅会说汉语或者写字，根本不敢在诗歌上轻举妄动。诗人这个称呼，与神灵同义，诗人被视为仙人的嫡系。就是陆游这样的大师，也还在怀疑自己是否修炼到可以称为诗人的地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古典诗歌的辉煌是语言通过一个高度完美的客观的审美形式——雅，守护着无，坚持着诗的无用性。无中生有，具有宗教般的地位。
　　
　　正像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将不是由于其用途，而是由于它将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于是一种‘作家——艺匠’的形象开始形成了，此类人物封闭在一种传奇的界域中，就像室内的一名工匠似的，他加工、切削、磨光和镶嵌其形式，正像一名玉石匠从材料中引生艺术以便把个人的孤独和努力转化为规则时间中的劳动似的。像戈蒂埃（纯文学的无可挑剔的大师）、福楼拜（在克鲁瓦塞寻词摘句）、瓦莱里（清晨在他的室内）或纪德（站在书桌前就像站在工具台前一样）（像杜甫的‘寻章摘句老雕虫’李白的‘匡山读书处’苏轼的‘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于坚注。）等人构成了一种法国文学的手工业行会，在这里着眼于形式的劳动，成为一种团体的标记和财产。这种劳动价值多少取代了天才价值，人们用一种取悦于人的态度说，他们长时间地和大量地在其形式上花费了劳动。”
　　
　　白话，那就是写作！？
　　
　　白话文来自身体、日常生活、口语、大地的原始力量，随意、瞬息即逝、无意义、粗俗、野蛮、平庸、非道德、辞不达意、下流、无拘无束、不讲道理、当下、现场、说过即忘、一次性、生动、具体、细节化、方言、野怪黑乱、泥沙俱下……白话是无数个人的语流的汇集，它有一种整体力量，它还没有通过天才个人的杰出的写作建立起一系列的文本坐标，对整体形成某种个人话语的经典范例和标准。《红楼梦》当然是白话写作的典范，但太有限了。在白话世界中要建立起雅的规范尚需要时日。白话文对突破古代雅驯导致的语言暴力非常关键，但也容易将这种整体性力量意识形态化，成为新的暴力。写作是自由的，白话，那就是写作！这使得雅在漫长的古典写作上建立起来的写作上的专业性、权威性被取消了，白话如滚滚洪流，越过汉语的大雅之堂，只要是白话的，那里就是好的。好的标准不是写得如何，而是它是否投奔了自由。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发现，主要是“立场正确”“题材有力”的历史。
　　
　　但客观化的后果也很严重，过度的客观化使诗词完全脱离了神话，取消了天才，成为被彻底雅驯的知识分子庸人的修辞游戏活动，就是胡适所痛斥的“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甚至被士大夫阶层作为博取功名的工具。诗在唐代达到高峰，这个伟大的高峰的奥秘在于，它对神话和雅驯都不即不离。李白被称为仙人，但其写作的动机却是“大雅久不作”。宋是雅驯完成得最完美的时代，之后就永远式微了。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从对西方逻辑语言的理性暴力的怀疑出发，他肯定“神话”的对理性语言的拯救性力量，但中国的情况是，我们不仅知道神话在保持精神自由和想象力上的原始优势，我们也知道，如果隐喻、象征玩得过头，客观化的结果是使它们的成为工具。福柯先生说，理性就是暴力。我可以说一点，非理性的象征、诗意一旦理性化，它也是窒息生命的暴力。八股诗歌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复活的就是神话的整体性力量，模式化的作诗取消了个人创造性和天才的存在。形式完全死亡了，僵化了，仅仅为了表达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集体意志，政治正确，比如对皇帝的歌功颂德。
　　
　　在集体抒情中，存在的是集体而不是诗
　　
　　中国过去的诗歌史我记忆犹新，集体抒情最后往往成为超越、并摧毁诗歌的绝对正确、绝对道德力量，而诗歌本身不存在了，在集体抒情中，存在的是集体而不是诗。所幸的是，
　　
　　文革时代的那种集体抒情，最近三十年越来越少见，使习惯于将那种集体抒情视为诗歌的读者们很失望。其实某些人呼吁的所谓“诗歌复兴”，就是集体抒情的复兴。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1966年以来的集体抒情重新复活，那是比地震更可怕的灾难。
　　
　　“艺术似乎是个别人的才能，而不像语言那样是普遍的才能”“每一个成功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人都是一种诗人。我们本来都是抒情诗人，然而字词的表达，通过语言符号的表现并不同于抒情的表现。” “表达感情的能力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而是一个一般的人类禀赋。一个人可以写出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可以诚实诚恳地表达出他的感情。但他并不单单就因为这个事实就成了一个艺术家。即使他采用诗体。他也并不因此就成了一个诗人。”（卡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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