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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在喧嚣中沉默，自由派诗人的成熟(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坚
2013-01-11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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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诗的出现其实是21世纪以来新诗的一个必然
　　
　　地震诗的出现其实是21世纪以来新诗的一个必然。最近几年，“如何写”已经被放弃，因为如何写需要天才和持久性在目的上对“无用”的道法自然。诗需要在毫无新意的地方创造新鲜的说法。经文只是一部，说法产生无数大师。
　　
　　网络自钟表产生以来，再次拨快了世界的时间。“是否有用”已经成为人类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世界正在被普遍对象化，存在被视为资源、工具。新诗很焦虑自己在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因为古老的“无用”而被抛弃、被边缘化。哲学也边缘化了，但好像哲学家中焦虑的人不多。诗由于文革以来在宣传活动中的“轻骑”功能而一度热门。人们不习惯诗像哲学那样的冷门，总是渴望重返时代的弄潮儿地位。诗不甘于“到语言为止”的自我限制，它热衷于入世，与时代争光。最近几年诗人们许多努力都是为了使新诗重新“有用”，重新工具化。诗像文革时代的宣传鼓动诗那样，内容不同，已经由左转向右，由上半身转向下半身，但声音的狂欢，适合朗诵，短小精悍，短、平、快是一样的，浪漫主义的煽情、写诗再次成了分行的“意思”比赛，意思的耸人听闻，成了诗的终极追求。苏东坡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苏东坡集》卷十四《答谢民师书》）梨花体和其他诗歌行为的出现，都是因为诗歌忙着“被用上”的结果。其严重的后果是，诗歌圈最近几年引人注目的诗歌“口水化”表演，使人们再次轻蔑诗歌，“为什么普遍写得这么差？” 因为便宜。
　　
　　地震诗的爆发很自然，这是历史惯性使然。以诗即兴，寄托，是汉语的基本功能之一，大众的诗歌即兴我非常理解、尊重，这是一个中国独有的传统，也是诗的普遍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汉语诗歌的殿堂。我置疑的是那些自命为新诗建庙的诗人，如果在现代诗复活三十年之后，在李白、杜甫、苏轼、艾略特、庞德、奥登、拉金……们的著作解禁三十年之后，在卡西尔之类作家的著作引进二十年之后，他们一夜之间就重新义无返顾的加入到集体抒情的匿名大合唱中，我是很惊讶的。我的疑问只对那个自命集合着专业诗人的诗坛，尤其是在这个坛上自称“先锋”的诗人，他们一向不是很强调“自我”吗，集体抒情的匿名性是建立在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永恒正义”之上。如果他们已经先锋到要写“震诗”，我真是不幸而言中，几年前我就说“先锋也是一种后退”。我说的是我个人的后退，却发现大家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后退，后退到唐朝是一种后退，后退到六十年代的小靳庄也是后退。
　　
　　一向独白的诗人集体重返合唱未可厚非，诗歌不甘于落后于各行各业的纷纷表态，“我们来了！”确实为“诗歌界”争了光，诗歌现在再次成为一个表态工具。但这个事件对现代诗是一个重创，人们轻蔑地发现，写诗这活计很容易，无须投鼠忌器，放着三十年不写，分分钟拿起笔来，依然是一诗人。专业诗人的加入使现代诗曾经抵达的高度一夜之间复0了，差别只是专业即兴与偶尔即兴而已。在集体创作的，伟大的匿名的“我们”面前，个人再次微不足道，无影无踪。在地震现场，生命高于一切。在诗歌中，“我们”高于一切。
　　
　　我发现小说、绘画、戏剧、电影……普遍对这个形势已经跟不上了，因为三十年来，创作自由、独立精神已经成为常识，许多人都在琢磨各行各业的技艺，许多技艺已经深刻复杂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饭碗，工具性已经被匠人们持久精进的劳动消解，劳动自身成为美的主体，不能再仅仅作为工具使用了。诗歌亦然，对于少数诗歌匠人来说，诗歌是一个重器，对诗歌写作技艺之复杂、深邃的敬畏、尊重和谦卑使他们无法像士兵一样，抓起武器就上战场了。我发现一个巨大的区别，三十年后，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艺术家中，用诗来表态的诗人依然很多，而在其它艺术领域，用自己的手艺表态的已经凤毛麟角或者成为笑话。人们今天在晚餐聚会上说，那是个诗人吗，来上一首！但他们不敢说那是个小说家吗、画家吗，来上一篇或者一幅。
　　
　　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
　　
　　三十年，新诗是否已经与汉语普遍的抒情功能拉开了距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以个人手艺、语言独创为基础的庙堂。“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成为新的样式和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生时和死时是不同的”（卡西尔）传统的雅被摧毁了，但雅依然是汉语的最高标准，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我们时代的现实语言中复活它，重建雅的庙堂。
　　
　　与人们欢呼的诗歌正在复兴不同，我很担忧，我在80年代就感觉到，“诗人”因为要么无病呻吟、要么豪言壮语、要么浅酌低唱的抒情活动而在越来越务实的现代社会中成为轻浮一族、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今天看来，这个趋势恐怕将更为严重。
　　
　　在我们时代，诗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来自诗由于“无用”而被读者冷淡，恰恰相反，而是来自诗人自己对“无用”的怀疑和动摇。这个时代衡量一切的尺度都是“有用”。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今天诗的危机是汉语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古老的、建立在诗性上的汉语今天正面临着毫无诗意的、取消地方性、抹平生活细节的的全球化商业平台的巨大威胁。诗的边缘化，其实是中国作为地方这个文化传统本身被边缘化的前兆。汉语诗性、非工具性正在经受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是1840年以后的诗人，必须牢记这一点，这其实是一个使命。先知王国维投湖自沉，已经暗示了这一使命之艰巨。
　　
　　雅驯必须不断突破，但雅不能抛弃
　　
　　我曾经一度也自命是先锋派诗人。但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对“先锋”持怀疑态度。在二十世纪，先锋其实就是一种暴力。据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1862年到1864年的一本个人的笔记《我赤裸的心》中提到了“先锋派文学”这个词。在法语中，先锋是一个军事术语。然而，波德莱尔的诗歌却是通过对工业化带来的沉闷世界的厌恶而产生的《恶之花》，复活了法语诗歌的抒情性。先锋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不是诗的形式。诗起源于善而不是恶。《易经》我把它视为中国最早的诗歌记录之一，《易经》的主题是趋利避害。更早些，那些甲骨文，没有一个字是赞美恶的。诗来自原始人对大地的恐惧而寻求保护。天地无德，因此通过语言来建立德（秩序），寻求某种有限的确定性和庇护。诗不是人类与大地斗争的产物，而是人类与大地妥协的产物。通过诗，人意识到该在何处有所自我限制，德是一种限制。先锋派对限制的突破在特定的历史中当然有积极意义，如果诗已经成为雅驯，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准宗教，成为理性披着审美外衣的生命枷锁，那么革命是必要的。先锋激发了语言的活力，但先锋不是诗的目的。李白说，大雅久不作。杜甫说“再使风俗淳”。诗要向善而不是向恶，诗要向雅，而不是雅驯，要利生而不是害生。面对天地无德，诗要给世界一个德，德就是为天地立心。德是心的一种表现。心是一种善，立心，就是给人生一个存在的意义。世界已经如此，但我们要诗意地栖居，我们要安下心来。而不是将存在视为地狱，通过宗教来升华。这是诗和宗教的不同，它们都是要使人安心，但诗是承认大地人间的，而宗教则脱离大地人间。诗是道法自然的，顺天承命的，而宗教却是反自然、改天换地的。
　　
　　从不朽的《诗经》开始，诗就是雅。写诗其实是一代代诗人对雅的充实、创造。雅驯必须不断突破，但雅不能抛弃，雅是中国文明的永恒标准。文革对雅的摧毁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但新诗最近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即使如此的浩劫也是失败的，汉字的本质中蕴藏着雅，雅就是汉语的一个本质。
　　
　　作为用白话文写作的作者，我赞成胡适之提倡的“言文合一”。这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个关键。非此别无它途。我的矛盾是，当汉语的魔鬼和天使同时在白话的自由荒野上被解放出来的时代，我经常很难判断谁是魔鬼谁是天使，在八十年代，作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崇拜者，我曾经相信口语是一个引领新诗飞翔的天使，而在今天，对此我已经没有那么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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