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余怒的修辞技术：一个文本造访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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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怒的偏执与傲慢——单就艺术可以“复制”这一点而言，我对余怒的文本造访，可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激进过程中，余怒显然是一个具有纯熟技艺的修辞技术主义者。一段时间以来，现代汉语诗歌是“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来呈现本文的，臧棣对后形式主义的厘定实际上已经指涉了“技术”，但不具体。可对余怒而言，技术可以满足文本的诸多要求——在他众多风格性的文本写作中作为了一种修辞扩展。是无限的修辞扩展决定了诗意，哪怕它因此而有所复制。在当下广泛的关于余怒的批评文本中，余怒被界定为一个具有典型“风格”的诗学意义的文本书写者，事实上这也说明了余怒写作的“类型化”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但愿我所说的具有余怒特征的本文“复制”和“类型化”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曲解和误会。不过，话说回来，本文的歧义、随义和多义性无时不刻地充斥在余怒的文本里，如果按照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余怒的诗歌文本理应不是“可读性文本”，而是“可写性文本”。我希望从解构余怒的修辞技术出发，以达成我对余怒的一次文本造访。
乔治·索雷尔在《论暴力》中提出一个观点：乐观主义是不道德的。暴力一般导出悲观主义，比如莫言和余华的残酷本文，比如北村的一系列“XX者说”的死亡故事。“悲观主义最基本的成分在于它对救赎之道的设想方式。”余怒与众不同的设想方式就是直接从暴力修辞入手，在歧义的极限之处获得本义，甚至，歧义即本义。尽管余怒说过“本义是可疑的——”和“廓清本义所吸藏的价值因素，有利于肃清以往的写作，并对当前的写作提出置疑。”事实上，从来没有一种既定的本义，本义只在具体的语境中发生，对余怒的写作也是如此——歧义将使本义生成价值。随便举这一首写极限情绪的例子：
“汤汁里的火苗”、“隆冬的猫爪”和“一张弓在身体里”是并列的慢慢弯曲的意象，而极限之处的本文——“喀嚓一声折断”是一种此在的暴力修辞，这就是对抑郁的救赎之道——余怒的区隔他人的设想方式。当然，歧义不是无处不在，直接以本义设计一种记忆方法： 这首诗里有个亚文本——指涉某种暴力事件，直到这个众所周知的暴力缓慢的转变为主题性隐喻的文本。不过，令人感兴趣的反倒是余怒在这首诗中却抛却了技术，直接编码，跟进解码——悖论的意味一览无余。像这样的主题性隐喻短制游戏在余怒的写作里比比皆是，素材的需求在形式中获得了它们的实现。
真正的暴力修辞发生《猛兽》这样的经典巨制里，我以为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先锋进程中，余怒的《猛兽》和于坚的《O档案》双峰并峙。《猛兽》可以说是余怒在短期内的一次修辞扩展训练，它不是短诗的集结，而是一种解构主义文本的——关于暴力和想象、关于身体和疾病、关于色情和政治、关于预言和寓言、关于观点和观念、关于文本和亚文本、关于语言和言语、关于形式和逻辑的集大成的超文本的世界观： 《猛兽》至少在某一个方面论证了余怒本身要用一种什么特殊形式写作，寻求适合运用这种文本素材、细节以及是否某种风格的突然转变。比如，可以把个人的一种心理偏执也可视为“方法的动机”。你看到的广泛的素材---“腹泻之夜”、“桃子之夜”、“肉褶”、“淋巴”、“羊水”、“草屑”、“蛤蟆汁”、“蚊血”、“毒瘾”、“豁嘴”、“鱼鳞”、“黏膜”、“兽皮”、“黄疸”、“梦遗”、“牛黄”等等符码集群式排列，片段感被搬运以代替意义感，暴力加剧了一种由失望到绝望的世界观效果。多式本文/符号的置入就是余怒的一种特殊形式写作，而这种特殊形式几乎在余怒的长诗里都可以看到得心应手的运用。《猛兽》之外还有《脱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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