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余怒的修辞技术：一个文本造访者的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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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修辞。可能政治构成了我们经历的所有生活方式：一种抽象价值，一种信仰系统，一种结构，一种元叙事，一种偏见、集体意识——生成极权主义——导出无边的荒谬。余怒以他的文本-政治修辞印证了存在的就是荒谬的这一诗学主题。先看一个他的经典短制《苦海》： 我一生都在反对一个水泡 独裁者，阉人，音乐家 良医，情侣， 鲜花贩子 我一生都在反对 水泡冒出水面 ——《苦海》 这是一个关于政治立场的隐喻文本，拒绝某种不切实际辩论，因为在这里，辩论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污蔑和立场的反对。尽管各种面目横陈：“独裁者”、“阉人”、“音乐家”、“良医”、“情侣”、“鲜花贩子”，但在这里，每一个角色都指向了政治/时尚符号，和“水泡”共同构成了政客（或者是其他时尚人物）面目游移的、身份不确定的特征。“我一生都在反对”作为“终身的反对派”的个体本文在与符号群体对峙，体制的机器面前突显荒谬现实。
在任何一种如阿尔都塞论述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内，政治无可避免地融入了我们的全部生活，不管它是强制的还是迎合的。更多时候，我们无奈的处于一种被剥夺身体和声音的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境遇中。再看一个指涉时代境遇的关于隔离、追捕、驱逐、杀戮、消灭意味的短制《守夜人》，那也是余怒的被阐释过无数次的经典：
这是一个关于政治寓言的写作文本，直指一种反参考文本的意识形态。从技术上讲，余怒将私人事物技术性的转换成为一种公众事物，诊断了作为前文本的私人幻想（我可指认它为心理本文）与意识形态公众理想的一种对立。关于隔离---“钟敲十二下，当，当/我在蚊帐里捕捉一只苍蝇”，举轻若重；关于追捕、驱逐---“我不用双手/过程简单极了/我用理解和咒骂”，工具转换；关于杀戮、消灭---“我说：苍蝇，我说：血/我说：十二点三十分我消灭你”。“苍蝇的嗡鸣：一对大耳环/仍在我的耳朵上晃来荡去”，本文已经作为反讽---狭义上转义的修辞策略了，以及悖谬和诡诈的颠倒。再看： 一个游戏性质的主题性隐喻的写作文本。从政治生活到思考政治生活的过程转变必然导致一个居然十分荒唐的事件：“国母芳心一动，一个国家哗啦一声流产”。而其中夹杂着居心不良的爱国主义：“爱国者心如蛋黄/尖喙经过伪装，局限于一夜/天亮了！”居然也是反参考文本的。在这里，“爱国者”和“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意义转换，歧义是褒义的，本义则是重新发现——爱国主义是所有流氓政客的最后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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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忐忑、狐疑、猜测及一点点的畏惧。“梦”是一个关于前文本的私人幻想，“开黄花”是一个指涉色情的事件隐喻，“集男女之情和黄花的晦气于一身/远远梦见芒果/梦见青春的蛇皮，”白日梦式的本文，它要表达一个愿望未能最终满足的生活现实。“我遭到围困/处女遭到比喻”，这句已经暗示了政治——在某一种语境中色情和政治互为指涉。
“女人们难受极了/张开到最大程度”，色情是双向的，否则女人们就不会难受极了，“张开到最大程度”。这是一种迎合吗？不，这是一种色情转换的理想程度，是展示：“看看，我是不是假的，我是不是一只/可爱的肥蚌”。用“零件”、“卵巢”、“脑瘤”来置换“肥蚌”，以到并列修辞的效果，尽力迎合“松弛”这一混合极权主义和性过度的隐喻意义。 对于一个词来说，诸如《禁区》、《松弛》、《肉体入侵夜晚》本身就是一种暧昧色情的隐喻。在《禁区》里，“色情生活”本身就变成了余怒的又一个文本---幻想文本；而像《松弛》这种信息量巨大的色情隐喻文本——关于色情的想象的文本充分表达了一种极权主义和性过度的滥觞。一个人遭遇色情生活的某一瞬间同时也意味着就是一种幻想的叙事机制生成，这种无意识的叙事机制——在余怒那里，我将它定义为一种幻觉，当然还不能称为愿望满足或白日梦式的想象的文本。 《肉体侵入夜晚》不是再现的文本，而是一个想象的文本，具有一种愿望满足或白日梦实现的结构。可能一个事件的境遇如“肉体侵入夜晚”同时也就是一种幻想的主要叙事，在余怒那里——色情叙事——我们将它看作是一种幻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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