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王家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及其命运(2)

  但不幸的是,这位宣称他自己的创作为“对文明的怀乡之思”、称“诗即手艺”的“最高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布罗茨基语),却不幸生于一个历史的大灾变年代。正是为了为这样一个年代作证,他的一首诗特意以“1924年1月1日”为题。在这首重要的诗作中,诗人以先知和承受者的双重身份发问:“这是什么时代:病王子血液里的石灰层/已经硬化:莫斯科沉睡……/而无处可以逃离暴君的世纪……”,而结尾是:“你这台小打字机纯净的奏鸣,不过是/那些强有力奏鸣曲模型的影子。”

  不过,即使没有经历1917年的革命和此后的内战、恐怖和血腥,像曼氏这样的在个性和美学上都十分“孤绝”的诗人,也注定了会是一个“时代的孤儿”(布罗茨基语)。这样一位诗人的命运也注定了是悲剧性的。正如策兰在曼氏诗歌德译本后记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诗歌最深刻的标志,是其深奥和它们与时间达成的悲剧性协议,而这也标志着诗人自己的人生之路。”

  以下是曼氏写于1914年的《马蹄的踢踏声……》的最后一节:
 
  而奥维德,怀着衰竭的爱,
  带来了罗马和雪,
  四轮牛车的嘶哑歌唱
  升起在野蛮人的队列中。
 
  这样的诗,不仅表现了诗人的“奥维德情结”,也令人惊异地预示了他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曼氏在1935—1937年间的流放地沃罗涅日就靠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当年的流放地——黑海北岸古锡西厄人居住的荒蛮地区。奥维德客死异乡,成了俄罗斯诗人的精神创伤。早在曼氏之前,普希金就写有《致奥维德》一诗:“奥维德,我住在这平静的海岸附近,/是在这儿,你将流放的祖先的神/带来安置,并且留下了自己的灰烬……”(穆旦译文)

  而曼氏这首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所运用的“野蛮人”(barbarians)这个字眼,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的名诗《等待野蛮人》,也喻示着人类文明在现时代所遭受的野蛮威胁。而历史正为这种威胁提供“可怕的加速度”,该诗中令人难忘的“野蛮人”形象——“他那狼一般的呵欠”——到了诗人于1923年所写的《世纪》,就变成了几乎已扑上肩头的“野兽”:凶猛,不可逃避,残忍和神秘。以下即为该诗那个著名的令人震动的开头:“我的时代,我的野兽,谁能够/看进你的眼/并用他自己的血,粘合/两个世纪的脊骨?”

  而诗人感受到这头野兽的凶猛(或者说感受到“时间的饥饿”),因为他本人即是一头异常灵敏的诗歌动物。以下是作于1921年的《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的第一节:
 
  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
  尖锐的星辰在上空闪耀,
  星光,像斧头上的盐——
  水缸已接满,边沿结了冰。
 
  这里的“水缸”即是一个时间容器的隐喻(“边沿结了冰”,多么精确!)。大地、诗人的生命、诗的语言都成为这样一个对存在敞开的容器。一方面,诗人所持有的对语言的永恒信仰,使他在该诗的第二节有了“那里没有什么比真理的干净画布/更基本,更纯粹”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玄想,另一方面,曼氏的诗学又是一种时间的诗学,或者说,一种接近于动物般神秘感知的诗学:
 
  一粒星,盐一样,溶化在桶里,
  而刺骨的水显得更黑,
  死亡更清晰,不幸更苦涩,
  而大地愈来愈真实,愈来愈可怕。
 
  对于曼氏作为诗人的一生,已有很多研究和介绍,我想我们记住布罗茨基的描述就行了:这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这体现在他那“俄国版本的希腊崇拜”中,同时体现在他对时间主题的处理中,他的诗体和韵律因而成为一种“记忆载体”。但在后来,“罗马的主题逐渐取代了希腊和圣经的参照,主要因为诗人越来越身陷于‘诗人与帝国对立’那样的原型困境”。而后来的流放,为此提供了“可怕的加速度”。(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1934年5月,曼氏因为他写的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起初流放到切尔登,后流放到沃罗涅日。“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正是在沃罗涅日期间(1935年4月——1937年5月),苦难、孤独、与大地和死亡的深切接触,使他迎来了又一个创作的迸发期。他在这期间写下的诗编有三册《沃罗涅日诗抄》,数量之多,诗艺之孤绝、之本质,都令人惊异和感叹。

  我们来看两首诗人在沃罗涅日流放地写的短诗,那是一个被推抵到灾难的核心的人才可以写出的诗:
 
  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
  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
  从那里你们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
  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1935.5)
 
  我的国家扭着我
  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
  她注意到我,只是在我长大
  并以我的眼来见证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
  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
  (1935.5)
 
  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诗人,他最后要努力给自己保留的,只是“双唇间的咕哝”!(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兰后期的“喉头爆破音”),而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更令人惊异,早年曾被诗人赞颂的彼得堡的“海军部”,现在又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却投来了一道足以致命的“锥形体的光束”!这里,意象的奇特、语言的精确和艺术的灼伤力都达到了一个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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