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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彝族现代诗派论(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姚新勇
2013-09-04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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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彝诗中的家园那样阔大无边而又环抱周身，土路、山寨、彝海子、河流、高原、太阳、火葬地、森林等一切自然之物，也因之具有了深沉而温暖的神性，成为了根之诗界的魂影：

　　“土路　从寨子出发/走向寨子”，“土路　开始无终无极”（阿库乌雾，《土路》）

　　“四世同堂　五谷丰登　牛羊壮美/所有的寨子浸泡于一片祥和之中/所有的膀胱压满沉甸的祝福”（马惹拉哈，《先辈在雪花之上舞蹈》）

　　“在神与人开始结合的时代/彝海子　一只绿色的眼睛/那位独眼的天神/蓦然回目向着彝山/重重一瞥的投影/楚楚的长睫上/无不结满/会鸣叫的玉露//在人与神走向裂变的时代/彝海子　铅色的黄昏中/男人长笛上的一个孔/女人在集市任意取舍的/一枚胸花”。（阿库乌雾，《海子――献给世上最澄明的祭坛》）

　　“坐在一块岩石上，什么都不想/诺依河的声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喧响着/一群群岩羊过去了/眼睛折射出群山的影像/蹄子踩碎石/峡谷一阵骚动不安/看见一只鹰，受伤的/翅膀，拍动长天的苍凉/太阳从皮肤上滚过/赶马人的小调在雾里飘来飘去/季节静穆而迷惘/是谁吹一声长长的口哨/黄昏便潮湿起来/暮霭慢悠悠地游动/淹没了炊烟熏黑的木板房……这样慢慢过去的日子/有时似乎很短/有时又觉得实在漫长”（沙马，《慢慢过去的日子》）

　　在这个世界中有着神、先祖、毕摩、族人、父母、孩子等等。这似乎是一个等级性的系列：神是自然和人类的主宰，先祖是彝族诞生的起始，彝族的奠基者，毕摩是神、自然、人之间的中介，是意义的创造者或传递者，再接下去就是父亲、母亲和孩子。但是就具体的诗歌呈现而言，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明确的等级系列。这个人与神的系列，被诗人们处理成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应方式，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传统一方和作为孩子的现代的一方。这父母－孩子的关系，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亲情关系，早在吉狄马加第一部诗集的第一首诗《孩子的祈求》中，就奠定了他们之间特有的一种时空关系：既遥远而又贴切、既苦苦思念而又生生相息。诗人――那个深情歌唱的孩子――遥远地呼唤着那失落的亲情。虽然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呼唤与它同时代诗歌的联系，我们会联想到北岛一代们那些孩子般的真诚的祈求与呼喊，但是这种呼唤很快就由大森林的引导走向另外一块深沉的土地、诗意的天空。在这诗意的天空中，虽然似乎始终有一个孩子“站在山岗上/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忧郁地歌唱，（吉狄马加，《一支迁徙的部落》）但与脚下这片土地、与父亲母亲、与祖先、与族人、与历史的神性的联系，却阻止了我们的彝族诗人们――这些神裔之子――像他们的那些异族诗歌兄弟们那样走向沉默、绝望、疯狂或独自吟唱。神圣而质朴的“氏族性”血缘、亲缘关系，将诗人们引向温暖而诗意的家园。

　　在这质朴而又诗意的家园中，“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我不老的母亲是/是土地上的歌手……是美人中的美人/人们都叫她呷玛阿妞”。（吉狄马加，《自画像》）他们既是天神的后代，但他们本身就是“民族”神奇历史的象征、载体：

　　“好多年前，祖父越过南高原的腹地/一块波动黄金颜色的荞地让他颤栗/坐在火塘边，苦难和梦境同时消逝”。（沙马，《颂辞·怀想荞地》）

　　“母亲割荞的手　无比娴熟/如月牙儿的光芒/幸福地洒进荞麦地/一把一把　成为营养我生肉长骨的温馨//永远难忘的是那个阴霾的秋天/母亲割荞的手被刀亲吻/我刻骨的心/也感觉流出许多液体”（石万聪，《母亲割荞的手》）

　　他们世世代代辛苦一生，然后母亲朝右睡去，父亲朝左睡去，在火葬地那“片向阳的山坡”上，“月亮下面　神灵低语/倾听歌吟与哭泣/火焰吐出死亡的词/与火相融，化为灰烬”。（沙马，《火葬地》）

　　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难有的神、先祖、父母、孩子、土地的一致性。不错这种一致性有赖于对彝族远古神话传统的引借，或说再叙述。但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彝族诗人们很少去具体地重述远古神话、先祖传说，他们没有留给叙事多少空间。10诗人们常常对“民族史”采取高度压缩性的处理，即便是那些叙事性较强的诗歌，叙事也是服从于抒情的。这样的处理，不仅使得叙事服从于抒情、成为抒情，而且也使得传统与当下形成了相当直接的共在性关系：温暖的在家感与面向遥远呼唤而不得的绝望感，而这两者的融合，仍然是通向苦难而甜蜜的诗意抒情。

　　也因这样的处理，神没有了全然的控制性，神性与人性得以相互调节；同样，作为神、万物之灵性的人间使节，毕摩，也被大大地诗意化、虚化了。虽然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毕摩的神奇，然而毕摩们不再是（或至少不再被强调为）知晓神怪之事的通灵者，他们是“民族”、生命、一切事物的意义集合体、象征。如果说在那遥远的过去，毕摩在为先民们解读着万物的密码，引领他们穿过烟尘的迷幛，然而，经卷早已被尘封，羊皮纸上的字迹也已模糊不清：“无数密密匝匝的经文被轻轻叩进/学者幽深的额纹/冷峻的目光看着/将一只活来蹦去的羊胸膛剖开/五脏六肺得体地摆上石桌默哀/面上抹了一层受了咒语的灶灰/学者挥笔将原始腥红的传说/绘声绘色地涂在参天古木上”（阿黑约夫，《黑色岁月·羊皮纸》）学者――诗人，已经接过了毕摩的仪仗，为彝族、为今天这已失去神性的世界，重新寻找灵性的意义。这样，毕摩就是诗人远古之魂影，而诗人就是毕摩今天之影魂。

　　大山、森林的世界，自然少不了动物，更何况是神性充溢的自然。作为一般的诗歌读者尤其汉族读者，很容易欣赏彝族诗歌中的斗牛、岩羊、鹰这类动物。因为彝族诗人们以遒劲的笔力，赋予了这些动物以力的美、生命的灵性、族性的精魂，而且就文化审美系统而言，牠们与更普遍的汉族的审美习惯是相通的。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吉狄马加的《老去的斗牛》、《鹰爪杯》是如此，较少人知的《岩羊》（阿库乌雾）也是如此：一只孤独而不安分的老羊在岩石上攀援，“用坚硬的老蹄/叩亮一些属于岩石的音符”，在空旷而高悬的山岩间发出铮铮作响的回音，“那是一只从没听到过/枪声的　岩羊/是一块自由运动着的旷古的岩石”。羊成为岩的碑文，岩成为羊的碑石，互为相溶的两者就成为了不死的彝族精魂的象征。

　　但是我以为更具有彝族文化图腾特性的动物，可能是阿库乌雾笔下的虎、蜘蛛等。譬如他的《虎子》一诗：

　　“羊群里　长久沉默的老阉羊/一声孤枯的叫唤/在三月的黄昏/惊醒暗穴中的虎子/牧羊人的手里/有驯虎的经典/虎迹是篱墙/又是红草莓

　　“一只虎子吆喝着一百只羊子/顺利通过牧场/牧羊人的猎枪是/惟一的树阴/发情的母老虎/像一片垒满山石的沼泽/虎子　是大泽中的阿扎花/生生灭灭”。（阿库乌雾，《虎子》）

　　诗中，羊、虎、人的关系是相互和谐、共为一体的，羊的叫声虽然孤枯，但却非丧胆的惨叫，而更像是对虎的召唤；虎迹既提醒着牧羊人扎好篱笆，但它又像鲜艳的红草莓那样耀目；所以虎子替代了牧羊人，吆喝着羊群顺利通过牧场；所以射虎的猎枪，却幻化为庇护的树荫。第二节头两句和三、四两句间，可能有一个猎人杀虎的省略。诗人略去射杀的情节，并非出于伪饰，而是要突出在彝人先民世界中，万物自然轮替，生命生生灭灭、周而不息。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诗的最后，要用垒满山石的沼泽与大泽中美丽的阿扎花这样两个意象，来暗喻发情的母虎和再生的虎子。

　　这样的处理，表达了彝族诗人们对家园的热爱、万物有灵观的承继和生态家园意识，11而且其丰富的意象及其彼此的关系，也仍然从属于大山－木屋这一忧伤而温暖的诗性结构。但其对彝族文化的意象重构，显然要远比《老去的斗牛》、《鹰爪杯》、《岩羊》等显得复杂、独特、陌生得多。

　　不言而喻，彝族诗歌中各种系列的的意象，首先是类的存在，都具有共同氏族文化的血缘一体性，传达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诗人们对遥远的神、父辈们的怀想，实质上就是对同族兄弟的呼喊与召唤。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个诗性家园是排斥性的结论。在这个由大山－木屋为基本框架而形成的温暖的诗歌世界中，族性吁求的排斥性是很少的，相反，在大风的夜晚那家家户户敞开的门，不仅等待着已经离世的的猎人重归，而且还召唤着一切旅人进屋歇脚、暖身，甚至在彝人的火葬地上，我们的诗人和他们的族人们，也与“亚非拉人民”一起“遥祝古老土地上相亲相爱的人们永远平安”。（沙马，《颂辞》）

　　三

　　彝族现代诗歌对传统的回归，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诗人们向自己的族裔传统寻找诗歌的灵感，本质上就是当下文化处境的反映，他们与传统的遥远怀想与共在关系的诗性呈现，实质就是现代的文化品格。不仅如此，诗人们也始终自觉努力地进行着诗歌的现代探索。彝族现代诗歌之所以可以在题材、美学风格、文化元素、意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不断延续、发展、升华，相当程度上就是依赖于独具个体性的现代诗艺的探索。换言之，尽管同“十七年”诗歌一样，彝族现代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大都以“民族”的代言人自居，抒发的是集体性的情感，但是它却没有重蹈干瘪僵硬之路，而是保持着诗歌不断更新的活力，就是因为诗人们始终自觉地坚持着着现代主义的个体性诗歌探索之维，从而在彝族性与现代性的双向追求中，保持着诗歌发展的张力。

　　这首先表现在多样的个体性的现代意象的营造上。这一方面的努力也是起步于吉狄马加，但相对而言，1985年后彝族众诗人的拓展，则要来得更为多样复杂而精彩纷呈。例如彝族第一位优秀女诗人巴莫曲布嫫1980年就开始写作，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特点，诗风也是模仿性的女性本色的清丽。可是到了1984年的《邛海一角》，不仅有了相当明显的族性意识，而且诗歌的“难解度”、隐喻度、“硬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强。而《梦彝山》一诗更是与其原先女性的纤细截然不同：

　　“在北方　在茂密纠结的林莽中”，我“向你――我巴布彝山的腹心　走去//我把长发飘洒在你野性的风雨之间/像一袭珠帘 坠落于海子的宁静/像一个旅人 回归于/空寂的雪谷直至血红的夕阳笼罩山野/我把额头置于你沉重的山脊之上/像一粒麦胚芽　钻进黑土的温馨/像一枚草叶　卷曲在/寒意的沙地倾听黑水河喃喃的低语/我把脸颊贴在你桑树皮般的肌肤上/像一个婴儿　　亲吻着母亲的曲线/像一朵野花　　簇拥在/带着刀痕皱了皮的树干听飞鸟歌吟――/我的巴布凉山　　你的黑色的土地已注入/我暗红的血液　　在千里之遥的静夜中脉动

　　真正优秀的现代诗歌，离不开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的的竭虑之思，（这在彝族诗作那里很容易发现）也更表现为诗歌张力的制造与维持、整体诗章的完整营建。比如吉狄马加的《史诗和人》直接看去，语言形式没有什么创新，几乎就是用简单的反复排比的句式来表现史诗传说与“民族”（诗中用“我”来代称）想象之间的关系。但是仔细阅读，可能就会发现最后一节想象表现的独特，那种大开大合的张力：一扇门，一扇沉重的门被敲开――一片远古洪荒的地平线被铺展开来――视线从遥远地平线抬向高空，只见一只鹰飞来。请想象，从有限的一扇门的视野，逐渐向外推出、推至无限；然后那只高飞的鹰既衬托广阔之蓝天，而且它的飞“来”之方向，又将推出去的视野拉回来，缩回到一棵黄金树下站着的一个人。读者可以认为这个人还是那个敲开沉重史诗之门的“我”，但已经不再是开始览阅史诗、山河之前的“我”，而是经过史诗洗礼的“我”，站立在远古－未来世界中的“我”。所以，这回收的视野，就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诗歌开始的位置，不是回到现在，而是回到经过彝族传统洗礼之后的未来。这样，诗歌的时间向度，就因为史诗而发生了奇妙的弯曲，当下、远古、未来也就不可思议地共在。12

　　再来看沙马，他的诗歌不仅具有很浓很浓的温暖感，同时还表现出另外一种能力，能够将充满力感的句子、甚至不无惨烈的意象，转瞬间化为柔和的语句或意象，从而实现了温暖的诗歌品质与现代诗艺的有机融合。例如《回想家园》的第二节，前几句由流浪、碎裂、疯长这些词语，逐渐将诗推向激烈，可马上“太阳却如此安详”就将诗转向柔和安宁。再如《慢慢过去的日子》，从“一群岩羊过去了”这句到“翅膀，拍动长天的苍凉”，气势逐渐聚起，可是紧接着以“太阳从皮肤上滚过”为承起，转入迷惘、朦胧、静穆。再如《火之鸟》，第一节已经聚起了一种狂奔、飞动的气势，可是紧接着的第二节的第一句“巫师手捧红色的花朵与人闲谈”，瞬间就将凡人们因死亡降临而来的荒乱与狂奔平定了下来。于是“火鸟飞过/花瓣瞬间纷纷落下/木板房炊烟缭绕……宛如山神石千年的光芒在飘”。这动静相间的张合，这诗歌速度变化的意象是多么得美。在同样一首诗中的第四节，那游来游去的火鸟与枯坐着的彝人，也是相同张力的表现。至于《倾诉：在南高原裂谷以西》的第一节的大起大合，就更突出了。请看：

　　“这个冬天，众神之车停泊在大风的边缘/所有的飞禽折合翅羽，靠近冥想中的星辰/裂谷之上，是谁走近柔和的黄昏/用记忆唤回温暖的笛音”。

　　冬天的寒冷、众神之车的气势、大风的狂吼，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动态之感，然而这巨大的势能却戛然“停泊”、挽轭于“边缘”，造成一种强烈的不平衡的危险感；无边而巨大的翅膀同时齐刷刷地折合，“靠近冥想中的星辰”。神就这样完成了大裂谷创生的奇迹，黄昏中牧笛悠悠，让人浸入温暖的回忆。相类似的例子，在沙马那里还有很多很多，在此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让我们转向阿库乌雾。

　　与其他众多彝族诗人相比，阿库乌雾诗歌的现代诗艺似乎更为精纯。他在九十年代的头五六年间，写出了不少非常精致的诗篇，集传统的元素、现代的孤独与彝诗之温暖于一体。13如《鼓韵》、《狩猎》等。

　　“鼓面上芳草萋萋/微风拂掠鼓面毫无牵挂/槌　灵性的探路杖/无数森林为他枯朽/枯朽之后　彝人的血管/开始涌流不息//离开鼓　更有一只兽/踏灭心底老寨　重霜普天照耀/幸免于难的语詞/宛若古鸾之羽/遥远而亲切/此时　我深信不疑/有一些单纯的雨点/落到杂芜的大地/轻易打湿乞者手里的钵箸/鼓韵漫游极地”

　　这里“鼓韵”象征着彝人的灵魂神韵，诗分两层来极富意象化地传达这诞生于远古而又飘零于而今的“彝鼓”之神韵。首先是远古彝人世界的诞生，它被高度浓缩地幻化为鼓之灵魂的诞生。神灵降临，大地化为巨鼓，森林化为槌杖。彝鼓槌响，彝魂随风而行，弥漫整个丰满的土地，随血而游，激荡着先祖们心灵。而那只离开鼓的鼓韵之兽，则是失落大地家园在天际飘荡的彝人精魂。那幸免于难的词语，既可能是指彝语，也可能是指古老的彝族典籍、神秘的毕摩经书，但更是不息的彝人精魂的具像呈现、寄居之所。它借诗魂之羽翅，悄然降临，就如饱含着神韵的天雨，从天而落，击打着零乱而荒芜的大地，敲击着信仰的灵魂，将我――诗人――充实得无比饥渴。从此，彝魂之韵随我而传响世界。

　　这里彝族的传统仍然是重要的元素，但它们已经变形为个人化的意象，高度意象化、凝聚化的现代诗歌语式，已经完全替代了常见的被彝化改造了的传统诗歌形式。这样的诗，是彝族性的，但也是象征主义、意象派性质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似乎还很少有诗人将“民族性”与现代性如此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总之，彝诗正是通过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才形成了自己苦难而甜蜜的“民族”品性，才拥有了忧伤而温暖的诗歌品质。现代的家园失落感，不仅促使诗人们去怀想、返还传统，同时无法真正回归的现代宿命，又构成了苦难的重要基础，从而使得彝族现代诗避免了具体、狭隘的伤痕式诉说，使之升华到了对人类普遍的自然家园、精神家园失落的咏怀上。而传统不仅是彝族诗歌的文化根脉，不仅是她丰富的意象之源，而且也以其丰富、厚重、群体的力量，极大地舒缓了现代抒情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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