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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阳：《身体的愤怒》（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孝阳
2013-09-1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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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真惭愧。我有个好爸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打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并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认真读书。我可以调皮可以捣蛋可以干一切我所能想到的坏事，却不必受任何处罚。有一次，我把坐在前排小丫头的长辫子悄悄绑在桌腿上。老师点名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哎哟一声，一屁股就摔地上了。满堂哄笑。老师想笑，可没敢笑，把笑容像屁一样小心地憋在肚子里，大声嚷嚷肃静。没有人理会她，全笑得前仰后俯。老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把粉笔擦往桌子一摔，大家笑得更大声了。老师冲我狠狠一瞪眼，我冲她一乐。我知道老师不敢拿我怎么的，有一次，我爸来到学校，校长的脑袋低得都能伸出舌头舔我爸的鞋底。我爸说一句话，那颗脑袋比鸡啄米点得还要勤快。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生来会打洞。我爸了不起，我当然也了不起。校长从来就不敢对我大声说话，全班人都得坐教室考试，我可以溜出去抓知了照样得八十分。
　　
　　那时，我并不懂得只要是人，不管他有多么了不起，也都有不了不起的时候。一个小妇人在酒杯里涂上层毒药，就能把那个得到神谕伟大的阿提拉送上西天。枯藤老树，斜阳昏鸦，几杯坟莹里，那些多的吒咤风云，雄图霸业都是一些尘土。而牛羊是要在尘土上面拉屎撒尿的……不过，这些都是废话，不说也罢。
　　
　　高中那年，我对爸说，我想去当兵。我喜欢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用胸膛把敌人的机枪眼填得结结实实，所有的敌人在我的浩然正气下屈膝跪倒，哆哆嗦嗦直喊爷爷饶命。我虽然被子弹打成一张筛孔，但我还能说话，我义正辞严挥着手向他们说，只要认识到错误，能及时回头，那还是好同志。我的战友踏着我开辟的道路迅速赶来。我向他们大声喊到，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然后缓缓倒下，我的鲜血染红了天边晚霞。我的战友饱含热泪深情地问我还有什么遗愿。我皱起眉头，想了许久，一方面我刚从爸爸那偷了本画图的金瓶梅，我很想看看女人两腿中间到底长了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应该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一般大无畏地说声，请组织考察我的入党申请书。到底应该先说哪种想法？这可真挠头。结果我爸爸给了我一记恶狠狠的嘴巴。
　　一切当权派都是纸老虎！我坚决要与我爸爸抗争到底！我要当兵！这样我才能生的光荣，死得伟大！
　　我爸把我绑了起来，用绳子抽我。我抱以轻蔑的嘲笑。有哪个英雄会在严刑拷打下低头？
　　那时，我也并不懂得，所有做爹的人最后都会向儿子低头，因为他会心痛。
　　我爸最后同意我去当兵，我取得了胜利。
　　那年我十六岁，而要当兵最起码得十八岁。我威胁我爸，若不给我弄来身绿军装，我就去参加街头的“斧头帮”。我爸乖乖就范，摆了几桌酒，请那些穿绿衣服的人来喝酒划拳。他们玩得很快活。但我总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猫看老鼠。一个胡子拉碴的叔叔摸摸我的头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我马上应声接道，“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要甘当祖国大家庭的一颗螺丝钉。”
　　叔叔翻了下白眼，我注意到我爸的手颤抖了下，把酒杯子的酒都泼出些许。这让我有点儿伤感。
　　
　　我成了一个士兵。我爸的手似乎并不能够伸入兵营里来。这让我一开始很是吃了些苦头。武松发配沧州道，迎头就是一顿杀威棒。兵营也有这规矩，不过，不直接拿棒子往脊背或屁股上敲，方法多姿多彩。比如，一口气得做足五百个俯卧撑，胸脯下放几根铁钉，若谁中途瘫软，那只好尝尝这铁钉扎肉的滋味，这有个学名，叫“尖椒炒肉”；再比如站桩，头上顶个杯子，杯里装满老兵拉的屎尿，站桩时间视老兵心情，可老兵的心情几乎就没有好过的时间，所以站桩一般得站到把屎尿淋满全身，这也有个学名，叫“尝口鲜”……一句话，对于如何测量出每个身体所能忍受极限的方法，你所能想到的，老兵都想到了，你没想到的，老兵也想到了。其中最恶劣的一种叫“墩人”，若哪个新兵不听话骜傲不驯不肯给老兵打洗脚水叠铺盖，极招老兵们厌恶，好戏也就正式上演。四个老兵拽住新兵的四肢，摆出四马分尸的姿势，新兵的脊背垂下，老兵喝着号子同时用力把这个脊背往水泥地上敲去，响声沉闷。这个看似戏耍的游戏却常会让新兵半个月都爬不起床，身体弱点的还得吐血，这里受的可不是皮外伤，是内伤。“墩人”的好外在于不怕当官的搞突然袭击，大可说是在玩。但后面老兵们又发现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一是新兵会叫，二是新兵背上会青肿破皮。经大家群智群力出谋献策，“墩人”又演变成“闷人”。拿条毛巾先堵着新兵的嘴，再多拿几条毛巾浸湿水放在新兵的脊背上，然后再拿棍子直接往上面敲。这法子又简单，效果又好。
　　
　　我就被“闷”过，不能怪这些老兵，我总以为离开了我爸爸，我照样了不起，所以我在床上趴足了半个月。但我的硬气也让老兵竖起大拇指。从头到尾，我没叫一声痛，更没哭哭啼啼跑去打小报告，而事实上打小报告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查无实据啊。年轻就是资本，我复原了，身体好了，找到这些老兵，说单挑。一个个打过去，打到最后，大家凑钱去连队食堂摆上一桌，结为兄弟。于是，我入伍没半年，就成了老兵，可以大模大样欺负那些入伍一年多的新兵。
　　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拳头的力量可以让一些人骑在另一些人的头上。
　　
　　9
　　
　　部队的生活乏善可陈。没有打仗，也没有亲眼见着死人。我退伍了。我爸此时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老人家还是发挥余热，为我谋了一个县办公室里的职位，而与我一起入伍退伍的小余则只能去县里一家印刷厂当工人，糊纸盒。
　　小余已经死了。前年死的。他是一个懦弱没有出息的男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我这个观点。有人认为小余最后的举动有似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放狗屁。
　　小余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但我不是小余，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个念头也只能是念头。没有了心理活动，小余的故事就简单多了。
　　小余与同厂的一个女工结了婚。生了个小孩儿。一家人虽说清苦，本也可以其乐融融地过着小日子。但新来的厂长不争气，喜欢嫖妓。一个男人光嫖，那还不会糟蹋太多钱，可这位年轻的厂长还好赌，愣就在一夜间把近百万的公款在澳门赌场花了个干净，没脸回来，跳了江。这印刷厂的工人理所当然失业了。几个在印刷厂辛辛苦苦干过一辈子，指望点退休金过日子的老头儿傻了眼，就跑去印刷厂的上级主管局二轻局，说这个厂长是你们派来的，那么我们的生活费也就得由你们着落。二轻局说，是这个道理，可局里也没钱，你们去县里问问吧。县里的领导很和蔼地接待了这些鼻涕眼泪涂了一脸的老头儿，说这事就让民政局看着办下吧。民政局皱起眉头说，你们是二轻局的，我们一是管不着，二是没能力管，你们从哪里来的还是回哪里去吧。
　　老头儿们把白头发都快跑没了，这事情还是没有着落。有个性子刚烈的老头儿想不通了，在腰间绑了个雷管，跑到印刷厂大门口，轰地下拉响，血肉四溅，害得那些原本在印刷厂旁边摆摊卖水果的小贩把这老头儿的祖宗十八代全骂遍了。
　　当晚县里召开紧急办公会议，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这些老头儿每个月终于可以拿到80元钱生活费。为此，县里广播站一位同志写了一篇令全县人民声泪俱下感激涕零的长篇通讯——“县长的恩情比海深”。没过多久，市里的电视台也特意跑下来采访满面红光肥头壮脑的县长，县长频频点头，挥手，大声说道，我们是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办事的。那些记者听了后都非常感动，都说县长是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要为县长拍个专题特访。当夜，记者一行浩浩荡荡来到了县城最大的“金帝”娱乐城，但令这些记者同志感到愤怒的是，“金帝”娱乐城里的小姐全部都说要收五百块钱再肯办事，说这是行规，坏不得。其中一个特娇滴滴的竟然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少了一分都不行。
　　记者告诉小姐说，市里面也才四百。
　　特娇滴滴的说，市花哪有山花香？
　　记者们终于释然了。当然这里另有个原因：在我们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小姐的坐台费，别人可以为你掏，但过夜费嫖资什么的，得自己掏。否则会流年不利大倒霉头。但喝得醉熏熏的县长显然是一个坚定彻底的无神论者，搂着一位记者同志的肩膀在他耳边大声吼道，“同志们，放宽心，尽情玩，别管什么规矩，其他事情我来搞掂。你们的任务就是玩，要玩得轻松，玩出水平！”……
　　上面这些也都还都废话，之所以要讲这些废话，是因为小余的死与那个性子刚烈的老头儿有点儿近似，但两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颇堪玩味。工厂倒了，可小余毕竟当过几年兵，头脑也算活络，问亲朋好友借了点，再在银行贷了些，买了辆崭新的客运中巴，小两口一个开车，一个卖票，跑起运输。可两个月时间不到，交通局有人来了，说是得先交齐全年规费，才能上路运营。小余说他没钱，能不能先交当月的？
　　工作人员拒绝了小余的无理要求，掏出份红头文件，手指在上面一点儿，眼睛一瞪说，你不会不认得字吧？
　　小余说认得。
　　工作人员说，眼睛没瞎吧？
　　小余说，我瞎了，那哪能拿驾证开车？
　　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没兴趣与你磨嘴皮，我们得按局里的政策办事。车我们先扣下来了，你先把钱准备准备。
　　说完后，几个人呼啦啦涌进驾驶室。车子一溜烟开走了。小余挠挠头。
　　等到小余求爹爹告奶奶把钱凑齐去领车时，小余忽然发现自己的中巴车换了模样。前头凹进两大块，水箱漏水，油箱漏油……这些都是小事，最糟糕的是客车的发动机不见了。
　　小余找到工作人员要求赔偿。
　　工作人员奇怪了说，怎么，我还有义务替你保管好车子？
　　小余说，是你把我的车开走的。
　　工作人员说，开走你的车，是为了让你早日来交钱，但不意味我得保管车子。要不，你拿钱替我们多盖几间车库？我们的工作程序你懂不懂？
　　小余说，我不管这么多，我要我原来的车。
　　工作人员把小余交来的钱码好，放入抽屉，脸一沉，车钒匙给你了，你还想怎么的？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小余说，我要我原来的车。
　　……
　　小余打起了官司。法院对此类案件还是很感兴趣。把小余交来的一千多元的诉讼费收好，说，我们不会吃完被告吃原告，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是法院的宗旨。小余也确实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拿到宣判书时已是一年之后，这期间小余的老婆跟人跑了，小余又当爹来又当妈，其中甘苦，不说也罢。判决书很轻，里面的那些白纸黑字也很轻，交通局要买一个新的发动机赔给小余。但据说交通局对此宣判甚为不满，已依法律程序提出反诉，说小余天天去交通局，严重干扰了其正常办公，得追究其刑事责任。
　　
　　小余把判决书揉成一团，放入口袋。小余买了桶汽油，跑到仍停在交通局大院里自己那辆已经报废像一堆狗屎的中巴上，在嘴里叼上一根烟，然后把打火机点燃。小余的个子比我高，有近一米八，可大家都说最后火熄灭了的时候，小余黑乎乎蜷成一团，怕还没有一米长。
　　小余的死让县里的茶余话后多了些谈资，但很快就没了，好像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小余这人。小余惟一的亲人，那个孩子也不见了，这可真令人感到奇怪。万幸的是，人们奇怪了一会儿就不会再奇怪了，人们的记忆并不会一直很好。
　　我不喜欢小余。如果我是他，我会把汽油浇到交通局长或那个工作人员的家里去。由这里也不难看出，我是一个具有犯罪倾向的分子，这很不好。

　　10
　　
　　我老实坦白，那天我坐在李芳面前时就有种犯罪冲动。她的裙子很薄，素白色，可以看见里面内裤的形状，三角形，有着隐隐约约的花纹。我怀疑它们是一些有着神秘力量的符号，男人们的目光无不在此灼热、碰撞、盘恒，不肯离去。
　　符号是信仰最直观，最有力的表达。在一面旗帜召唤下，人们可以抛头­洒热血在乎不惜。一个教徒被赤身裸体送上了火刑台，有人对他说，请放弃你那邪恶的神，我们将赐给你财富、名气、女人、地位。教徒忧伤地看了眼四周喧哗的人群，他用手摸了摸胸口的十字架，轻声说道，主会宽恕你们，可怜的孩子。有人笑了，点燃火焰，教徒的身体发出吱吱的响声。没过多久，一股肉香令人垂涎欲滴。人群都在啧嘴，教徒也在啧嘴，然后他轻声说道，可怜的孩子，我下半身已经烤熟了，能否将我翻个身？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足够幽默，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但据说，另有一部分人非常喜欢在行将要死的时候，大义凛然喊一些口号。他们把这称之为“铁屋里的呐喊”，这很让我惶恐，因为据科学研究表明，从人嗓子眼里所能冒出的声音其最大分贝不会超过120，这种强度对铁屋的危害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在铁屋里呐喊，与脱下裤子放屁有什么两样？都是多此一举，与事无补。
　　
　　李芳撩了撩额边细发，嫣然一笑，“你叫张三？”
　　我这才惊觉自己的手已伸至李芳的裙边，眼看就要把裙角掀起，我蹦起来，右手使劲往这只罪恶的左手一拍，“我叫张三，一二三四的三，不是山峰的山。”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姿势再来一次；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专心致志贵在坚持”，李芳咯咯一笑，“你干嘛这么紧张？”
　　“我打蚊子。”
　　“这里还会有蚊子？你可真逗。”李芳顺手一指墙壁上的空调，“蚊子能飞进来吗？”
　　我也顺手——往自己脸上就是一巴掌，“我不就在这里面吗？我就是一只大蚊子啊。”
　　李芳乐了，我只好陪着她一起乐。
　　
　　关于蚊子，《辞海》里有如下解释：昆虫。种类很多。幼虫生活在水里，雌的吸人畜血液，有的传染疟疾、流行性脑炎等。雄的吸植物汁液……
　　有个逻辑推论。可以用A=B，B=C，所以A=C来表达。
　　我呆在办公室，我是一只公蚊子，但我还是一个男人，所以呆在办公室里的男人都是公蚊子。这里就有一个疑惑了，办公室里只有一小盆龙爪槐，枝干并不粗，叶子也少，稀稀落落几片，为何吴主任这只公蚊子能够满面红光腿壮肚圆赛过怀胎十月的孕妇？
　　眼角余光已瞥见吴主任正推门进来，我把脊背一挺，两脚一并，手抬起，摆成梭标状，放至耳边，大声喊道，“吴主任早。”
　　这就是好士兵的素质，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迹象。

　　11
　　
　　吴主任大名吴青。很小的时候我叫他吴叔叔。一个男人若只是别人的叔叔，那么身体多半还是根芦苇杆。我曾当过叔叔的面问过爸爸，“为什么叔叔这么瘦啊？”
　　我爸爸摸了摸我的头，“吴叔叔是个有志气的人，每个月粮票只有三十斤，还要省出五斤给老少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寄去。他吃不饱啊。”
　　吴叔叔眼睛都笑眯了，“张书记，你每个月还寄十斤呢。我这是向您学习。”
　　我糊涂了，继续问道，“爸，你每个月要省十斤给别人，为什么肚子还这么大？而吴叔叔只才省下了五斤，还不到你一半，肚子为何会这么瘪？爸，你的一斤是不是可以抵得了吴叔叔的十斤？”
　　我爸眨了眨眼睛，吴叔叔也眨了眨眼睛。这是否可以说明他们两个会有许多共同语言？
　　我爸从鼻孔里冷冷地哼了声，“我这是虚胖，你小孩儿懂什么懂？”
　　吴叔叔接嘴应道，“张书记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辞辛苦。明天我就要向后勤处提意见去，他们是怎么办事的？我虽然只是个通信员，但我绝对不怕打击报复。干革命工作，还会有什么事情比领导身体更为重要？！”
　　吴叔叔生气了，嘴巴一撅一撅。
　　我心痛了，赶紧说道，“吴叔叔，你吃不饱饭没关系，可以吃肉啊。我们家就经常吃肉。”
　　我爸立马就给了我一个大嘴巴。
　　我觉得很委屈，我明明说的是真话，是我的心里话，可我为什么还要挨打？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皇帝与幼小的我一般，都属于勇气可嘉，天真不可爱。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真话、说心里话的巨大危险。不过幸运的是我只是挨了个嘴巴，并因此及时汲取教训迅速长大成熟，而他却被几枝笔钉在所谓历史的耻辱台上。从这点来说，这个可怜的皇帝是一个殉道者。我喜欢他，但令人遗憾的是，耻辱台上的那几行记录过于文皱皱，我老记不住。在私下底，我总觉得是那些史官篡改了皇帝的原话。一个把天下当成自家荷包里小玩意的皇帝，会有这么好的耐心对臣子说话？整天把之乎者也挂在嘴上？就连小小的一个阿Q想与女人睡觉也不愿耍什么狗屁春秋笔法，而是直接了断对吴嫂说道，我想与你困觉。我猜想那个皇帝的原话极有可能是：这些傻瓜快饿死了，为什么就不晓得去吃肉？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吴叔叔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一个愚蠢得不可救药的傻瓜。前些天，我看了梁朝伟拾周星驰牙慧精彩出演的那部《天下无双》，虽然最后我在那场花枝招展的舞蹈中吐了，但我还是很能清楚地想起皇帝与侍卫的那段对话。
　　侍卫在皇帝眼里不过是群饭桶；皇帝在侍卫眼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粽子？
　　
　　我不敢想像当时的我在当时的吴叔叔眼里是一个什么形象。我依稀记得吴叔叔一直在笑，笑得可开心了，甚至在我爸抡我那巴掌时仍笑容可掬地说，小孩儿不懂事，张书记你可别把自己的手打痛啊。
　　一个人是不是傻瓜，多半要等到盖棺定论。可吴叔叔还没死，而且已经成了吴主任。所以在吴主任生前说他是傻瓜的人十有八九自己就是个大大的傻瓜。于是，我这个傻瓜今天就要向吴主任敬礼。
　　在来上班前，我爸爸躺在靠背椅上，两眼浑浊，面容僵硬，向我挥舞着手指，一字一句地说道，“小三，记住，要叫吴主任。”
　　我走过去，轻轻握住爸爸的手，“爸，我可不可以叫他吴狗屎？”
　　我爸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笑了，急忙把我爸的手放下，朝他老人家扮了个鬼脸，然后飞一般朝外跑去。在门边，我停下来，深深呼吸，鼓起胸膛，先是用力收缩臀部肌肉，再屏住气息，开始龇牙咧嘴，最后轰隆下巨响，一个屁咣当声从肠子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这种感觉真令人浑身通爽。我都想尖叫起来。
　　我把屁留在这个门里，我不喜欢我爸爸。他是一滩比吴青还要大的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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