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传统与现代性的殊死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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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之刍议：传统与现代性的殊死较量 黄孝阳 尽管诗人是一种夜间能够视物的奇异物种，但小说家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宠儿，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者——新世纪以来的十二位诺奖得主中，就有十名作家以这种复杂的艺术构制获得那些精妙且动人心魂的授奖辞。而在这些让世人瞩目的评价中，少有中文系教科书中经常出现的“史诗信念、民族寓言、时代的百科全书”等，取而代之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及当代融合为一体”之类的技术分析话语。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说：这是一个苹果，或梨子；后者则强调，写作者是如何取得这只苹果的。这意味着什么？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它是随着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在欧洲兴起的一门艺术。通过人物塑造，以及对命运的描写，试图让人了解自身的真实处境。它所要传递的，并非只是一个真实不虚的世界，还有对世界尽头的想象。其关键词在人，在个体的人。通过对小说的写作与阅读，渺小性灵的人与庞大滞重的世界互相生成，就有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难以模仿的话音。它是人的艺术。 而中国的小说不然。中国是讲道术的，以诗文为正宗；且通过“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与支配，薪火相传。以虚构与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小说，不为主流文学所取，直到民初梁启超等大力倡导，才被奉为文学之最上乘——其根子仍然是载道言术，要拿小说去改造国民性，要教化与启蒙；到了延安座谈会，就是要训诫与规范。这些与“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传统没有多大区别，一直与意识形态有扯不清的纠葛。俗话说，一种米，养百样人。但这百样人，在这种小说美学中基本消失。它不关注个体的人及其命运。康生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其实不是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小说一直是作为这个要让“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传统之皮相存在的；而随着49年以后的全面苏化，对苏联作家协会这种体制的搬运，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规范和“唯一正确的道路”。尽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以及中国作家对各种写作技术的学习，人们认识到“自我的魅力”，不再被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催眠——莫言的得奖就可视之为这个文学黄金时期所结成的硕果——但从总体上来说，作家们在拒绝红色叙事的同时，基本还是在一个传统的叙事语境里，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或者你有狼牙棒我有火药枪，没有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种不可逆的根本改变。 首先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其次是互联网的兴起。 平等是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石。而资本无疑比权力更平等。它可能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罪恶，但人们至少不必担忧在论坛发了一张帖子后便身陷囹圄。资本的本质是数字及增殖，这种货币语言，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及生产，使人类摆脱匮乏，进入相对有余——而人在匮乏年代，与相对有余的年代，其思维模式大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两个物种。 资本对国族、肤色、语言的跨越，使浸泡在红色意识形态话语里的中国人，看见更多的光与影、秩序与规则、地方性知识、民族志、宗教信仰，以及更为俶诡奇谲的斗争与冲突。这种看见所带来的“震惊”，携带着各种信息因子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使原本线性、可循环的如同日月更替的经验世界发生断裂、突变，大风骤起，雷声闪电在云层后聚集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图景；这种“震惊”体验还不断沉淀为集体无意识，构成了所谓的人之本能，众多碎片化的原型，形成文化生产的新驱动力。资本还提供着它自己的道德伦理体系，重新定义并阐释着关于人的一切。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最大的理性即对现实利益的追逐。过去，我们是耻于谈钱。现在，我们是耻于不谈钱；过去，我们觉得“朝三暮四”里的那群猴子愚蠢得可爱。现在，资本告诉我们，它们是对的。先给的那颗桃子能产生利息、租金等收益；又比如边际效益递减，吃第一块红烧肉时是幸福的，吃第二块时是满足的，吃第三块时是不错，吃第四块时是还行，但当你吃到第一百零八块时，吃红烧肉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至于互联网，这种建立在数理语言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正在人的基因层面改写着人对自身的认知。它在提供着人的未来。它对人的解放，不仅是世俗政治层面的，比如颜色革命。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种不费一枪一弹便取得整个国家的革命；也不仅是日常生活层面的。曾几何时，因为爱情，漂洋过海来看你。现在，因为爱情，我们视频吧，撸撸更健康；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狂飙突进的速度，彻底颠覆了原本被奉为圭臬的传统价值体系，世界被祛魅，权威主义冰消瓦解，不再“程门立雪”的年轻人来到由图像、符号、声音、文字等所构成的赛博空间，“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多维的虚拟空间，并且互动。互动使私人生活成为社会生活。郭美美的微博晒富，直接动摇各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导致相应捐款数额剧减；同时也为公众重新阐释了“干爹”这个名词的另一重内涵。而年长者则不无惊讶地发现，那些已成为他的血他们的肉他们的骨的经验，已经难以理解这个随机性不断增加，且日益扁平的社会结构。不仅是难以理解，反而常导致无知。在新的知识权力谱系中，他们很难再扮演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 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 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充满悖论的，极其复杂的，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一个世俗趣味高涨、工具理性蔓延、拜物教横行的社会；一个不再询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询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的，个人即最高价值的社会。 这是现实，但我们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以茅盾历届获奖作品为例，有几部作品呈现出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每天都在诞生奇迹的中国，并准确描绘出现代中国人的性情？而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人，与三十年前的中国人，以及三百年前的中国人，简直就是地球人与火星人的区别。不客气地说，这些获奖作品中的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我刚才说的“史学传统”里，所处理的题材基本还是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古典农耕社会的魂魄，对以机械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少有触及，更毋论当下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相异的美学风貌，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景”。 必须说，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传统虽非源远流长，但对唐诗宋词里那个古曲中国的传承及叙事，尤其是它在百余年间所贡献的当代汉语，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贡献。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管我们曾经有多么渴望与这个传统一刀两断，搞白话文运动，破四旧，学习“百年孤独体”……，它依然是体内隐秘的火焰，是DNA片断，是月涌大江流星垂平原阔，是本能，是章回体结构与众多言简意赅的成语，是说书人口中的荡荡波涛林林兵甲，也是联合国文件各种语言版本里最薄的那一册。 而它所勾勒出的延安座谈会里的那个中国，尽管粗鄙浅陋，人皆侧目，但在人类学上，这种文学的记载也是了不起的，它真实再现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的愚昧与狂热，见证了共产主义是如何从一个激动人心的梦想蜕化成一个可怖的梦魇，一群愿意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理想主义者最终发现自己才是这个国族的敌人。它把文学的某一种功能放大到极至，使人物、命运、语言、叙事模式皆服从这一主旨，简单粗暴，但与当时数亿中国人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就犹如宗教里的传道书。若放在一个后现代语境里去考量，它为目前这个多元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面观照之镜。没有哪种艺术形式比长篇小说更好地丈量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维度。若说《白鹿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秘史，柳青的《创业史》则勾勒出这个民族对一个西方舶来的主义的践行。而从文学角度来看，它同样可圈可点。我们反对样板戏，是反对其后面的权力话语；但要有这个能力摒弃偏见，看见样板戏的艺术成就。能欣赏京剧《沙家浜》但欣赏不了百老汇音乐剧《猫》的中国人大有人在，至少我是其中一个。京剧是我灵魂里的遗传密码；古典音乐不是。你不能强迫我去做一个西方人。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扬，则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荣耀处；这是一个持续近百年的现代性过程，是古老中国对世界的吃力打开，其间再三反复，有停滞、断裂，也有狂飙突进；但这股气息一直绵延不绝，到八十年代末，以浪潮之势席卷了炎黄子孙们的大地，它解放了中国人的性灵，是思想上的启蒙，语言的求新求变，结构与叙事模式向西方现代作品的模仿，甚至不惮于囫囵吞枣；紧接着，就是九十年代对身体与自我的发现与冲动，对消费主义与物的凝眸与沉思。从八十年代开始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小说家把西方同行几百年来做的事，用汉语及属于他们的中国经验再做了一遍。一批值得后来者脱帽敬礼的当代经典涌现：莫言的《红高梁》系列、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苏童的“香椿街系列”、余华的《活着》、毕飞宇的《玉米》、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阿来的《尘埃落定》、李洱的《花腔》、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用五号宋体书写，填满一张A4纸，没有任何问题。 我阅读过它们，几乎是所有的。 我研究过它们体表繁复的花纹、文本里的崇川峻岭与静水流深，尝试去理解分娩了它们的这个时代里的种种悬崖瀑布——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各个纬度。 它们的好，我能看见一些；它们的不好，我也能看见一些，比如刚才说的当代汉语之美。这是以百年为尺度，是拿那张A4纸上出现的部分作品说事。在一个更大范畴来看，包括一些当代经典在内，由于对叙事的过于强调，语言普遍粗鄙。当代汉语与文言文实质上是一个否定性的传承关系，其中有着很深的断裂。作为一种体量庞大的艺术形式，当代长篇小说要有能力去提供各种美学风格的书面汉语，或典雅，或绮丽，或辽阔高远；要去向诗人学习——那些奇异的生物，能够发现词语的重量，色彩，乃至于呼吸。语言是一个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风格自显的炼金过程，是一门技术，是可以学习的，是必须学习的。不是说一味使蛮力锤打就能铸出一把大马革士刀。 但这并不是我说“传统虽好，已然匮乏”的根本理由。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内部，进行语言的探索与实践，已经是大多数写作者的自觉行为。我也曾有幸阅读了一些年轻人书写的奇异文本。 我之所以在不同场合把“传统虽好，已然匮乏” 说一百遍，原因只有一个： 任何一个封闭的结构，哪怕它是真理，是《正义论》、《国富论》、《物种起源》与《几何原理》，是奠定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也摆脱不了沦为陈词滥调的命运。这不是说它们错，而是说它们不够，因为世界尚在成长时，人类历史并未就此终结。 对与错或许深刻，但容易狭窄。人的傲慢与偏见，根源即在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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