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诗歌的“云南形象”分析(3)
|
三 “云南形象”的感觉结构分析 威廉斯认为，对活生生的文化的复原不应忽视对那一特殊时期生活的特别的感知。这种特别的感知，是实际经验的共同体，是“对一种特殊的、与生俱来的方式的非常独特的感知”。为此，他提出用“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即“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来描述活生生的文化。他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注意到不同代人之间的对比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社团之外的人对我们生活的描述的时候，当注意到那些学习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未在这种方式中长大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言语或行为风格上的细小差异的时候，就是“感觉结构”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因此可以说，感觉结构“在我们行为的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花费如此多的篇幅去分析雷平阳诗歌中“云南形象”形式的构成，目的正是在于，希望能够从他的文本中展现出来的真实的现场感觉出发，从其残留在文本中的某些细节，去寻找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化作品、社会特点、经济活动、价值模式存在的某种强烈的共同的感觉结构。我曾在《传说的河流——作为抒情形象的河流阐释》一文中，以新诗中“河流”这一抒情形象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这一形象的诸般样态及不断转化现象的基础上，去尝试理解当代时期的社会经验、历史经验、文化经验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现象，是如何成为“河流”这一自然审美物的衍生产品，它们又是如何漂浮或潜伏在河流里，成为占据更核心位置的审美对象。其中，我也选用了雷平阳关于“河流”的写作，去尝试了解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力、感受性、敏感点在当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里不再重复，另以乡村世界的变动为例，查看诗人是如何对现实进行表征的。在《村庄，村庄集》这首诗中，可以看到“乡村”的一些基本状态是如何在代际更迭中运行的： 病怏怏的村官，威风八面/他带头烧掉寺庙，把关圣人塑身/丢进了流水。把欧家营改名为爱国村/他指着悲天河：“以后，谁也不准乱叫/从今天起，它叫胜天河！”（ 二） 黄昏，她进城打工的丈夫/回家来了。由几个工友抬着/一根根骨头，锋利无比/全都钻到了皮肤外面。（四） 他干着最脏最苦的活，葬礼上/他会比孝子更悲哀，路上/碰到老人，他肯定提前让开……/不幸的是，村庄里，只要有什么丢了/人们又开始指桑骂槐：“你看/他那样子，贼眉鼠眼……”（七） 村子里只剩下四种器皿/孩子：装满了水，水底沉着枪支/妇女：装着锋利的碎玻璃/老人：藏着过时的密件，几声蛙鸣/野草和落叶，贴地低飞/虫类爱上了黑夜，不知代表谁/在旷野上窃窃私语。压住它们的/是几声闷雷，从大树上久已不用的/高音喇叭里传出，这个/喊魂的法器，深不见底。(十一) 第二诗节，族长被村官取代，意味着族人既失去了“共同行为规范、宗规族约”的监督人也失去了可以“人情相禀、人伦不乱”的社交语境；第四诗节，青蛙跳上灶台的征兆与男人的工伤之死像是一个寓言，迂回地讲述着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建设者主体每日面临的风险；第七诗节，“孤独的贼”不用上法庭，人们的日常目光和惯性猜测就足以建立起四面牢不可破狱墙，让其终身不可逃脱；第十一诗节，曾经云南的乡村是环山绕水邻圣地，“门前，有人在打青稞/屋后的柿子红了，左边的草丛/昆虫在交配，右边的牛厩/一个牛头，伸出了栅栏/羊羔，小狗，鸡鸭和孩子/围着木楞房，找食，捉迷藏/笔直的炊烟，在房顶，伸向天空”。（《一座木楞房的四周》）这样的生活模式如果一直可以保留到现在，或许可以真的成为现代人“心中的桃花源”。可惜的是，它尽管远在“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今天依然被涂满了这个时代同质化的“惊惶和悲伤”。 云南地域虽居于主流文化与政治的边缘地位，但在种种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中，其基本的生产方式也一样受到了各种冲击。比如明清以来，政府在此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实施屯田、鼓励耕垦，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开掘此地的矿业、交通运输业，在改变此地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此地的社会关系、文化经济及生态环境。就说云南金沙江流域吧，金沙江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居民是以彝族先民为主的藏缅系民族，元代以后才有汉族在此定居，清代道光时期有大量的汉人移民此地，因为此地有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铜矿）、林业资源，还有一种可获重利的富源“虫白蜡”。日本学者野本敬曾深入探究过清代移民潮是如何对该地区民族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他发现：一是原本在彝族土目那氏管理下平衡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被逐渐破坏，因为移民的开发是无节制的，他们大肆地挖矿而不敬畏地方神灵，对森林的砍伐更是疯狂，炼矿需要大量的木材，种植汉人习惯食用的农作物需要树木腾出土地，获取“虫白蜡”的重利需要对森林的物种进行置换；二是移民在商品经济渗透、资源开发、山货贸易和土地典卖的活动中逐步取得经济实权，将当地是的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日渐逼入困境，导致土客双方相互疑惧和冲突；三是当地的原居民对商品化的态度开始分化，他们原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与人际交往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再比如说明清以来的“兴修水利”，积极的效果看起来是耕地分布区与面积日渐扩大、高产农作物的普遍种植、刀耕火种密集化，其实也严重破坏了此地的水文生态系统，河道渠坝塘堰的大量修筑造成了河身变浅、湖面缩小、泥沙淤积堵塞，雨季时“诸水皆横入大河，沙石填壅，每遇水暴涨，宣泄不及，沿海田禾半遭淹没”。“维滇有池……末流如线，难通易塞，加以淫雨，洪波泛滥……陇田尽没，极望弥漫，龙蛇所窟，呼吁天无从，民艰食难” 而近几十年来，在边疆“大开发”的旗帜下，自然环境中植被的种类、分布、密度，动物的活动场所，以及该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土地利用、耕作制度、饮食结构、人口分布更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现如今，我们更是越来充分地看到了乡村中蕴含着众多的不同思想、不同观念的冲突。 有不少人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诗人必然面对的是如何容纳正处在激烈变化中的农村的急迫问题，而不仅仅是再造一个包孕着童年、衍生着农耕社会记忆的永恒古老的世界。 这只是事实的一个面向，作为一个常常主动（也有被动）把自己和乡村的情人勾连在一起的诗人，他面临的不仅是被撕裂的命运，“旧的我”被现代文明不断地粉碎，“新的我”却在幽暗处闪烁不定。还要面临着自我背叛的压力，在处理自己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性、伦理关系、生产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物种、气候、风土、血缘、家庭等生命经验时，语言的问题会不断地与生存问题进行相互质问、嘲讽或者扭打。诗人他有野心去表述乡土人性是如何从乡土人群里生长出来的，也有愿望去探讨乡村秩序深层的生理与心理结构，但同时他也面临着背叛、揭发的情感压力。更迫切的是，云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变化可谓是日日新月月新，那些原生态的河流、森林、峡谷、古城，以及习俗、生活方式、节日礼仪、舞蹈音乐，不都被印成华丽的宣传彩页贴在云南的大小机场和车站了？这是基本的事实，因而我猜测雷平阳行走在家乡时之所以会痛苦不堪，就是因为他彻查到家乡被肢解得面目全非是无可阻挡的事实：
河流张开，田野打开 雷平阳曾在《出云南记》的自序中恶狠狠地说，“7年前，这条路的两边植物丰沛、虫羽翻飞，人鬼混杂，仿佛太初。可是，时间仅仅过去了7年，7年前的世界已经被彻底颠覆，热带雨林不复存在，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疯狂的橡胶树。” 家乡的土地成为文化、经济、道德合伙的“作案现场”时，再用“蔚蓝色、湍急、洁白、青草”等一些干净的词条去描绘“河面、滩涂和堤岸”，或者“再补上鱼群、鸭子、白鹭、柳丝和鸟儿”，必然会有种犯罪感。所以，“云南形象”于他，绝不是一种让你尽情欣赏陶醉的风景，更不是一种可供无限制消费的景观。 这应该跟雷平阳的观看方式有关。由于观看方式是想象物得意实现的方式，是使意义与意象成为一个整体的直观关系，所以诗人的经验和思想便在“观看”的过程中弃绝了表面的模仿论，而达成了一个意义的集合群。就雷平阳而言说，面对家乡，看到的是一切都如鲍德里亚所预言的“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而且影像还创造了其自身的现实，即一种为现实自身充当所指对象的现实。”他自然没有办法把一个不是阿卡迪亚的地方虚构为尘世的乐园。相反，他利用了空间与时间之间、暗示与直白之间、想象物与意义之间、原型与变异之间、感性与隐喻之间、明晰性与象征之间的所有冲突，对经验和材料进行了转移和互换，从而形成了既有词语、句子、语式等语言层面的张力也有文体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文体张力。张力于他，不是一种技巧，而是激烈情绪波澜的承载物。 雷平阳诗中的“云南形象”之所以与“外地”人（泛指那些来云南旅行、观光、采风者）的“云南形象”有着极大的差异，也在于认同方式的极大不同。我们知道认同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想像性认同”，另一种为“符号性认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即理想自我（ideal ego）与自我理想（Idealich)之间的关系，是“被构成的”认同与“构成性的”认同之间的关系。 观光者看云南会有意地把它构想为一个具有边地风情的“阿卡迪亚”，是出于想像性认同的结果，当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荒漠、大草原、高山绝壁、河流、异域时，其对异乡的认同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皈依，而多半是自我陶醉中的自我抚摸，其实是对表现“我们想成为什么”这样一种意象的认同，是观看者在自讨欢心。他们很难去想，布朗山上“一年之中，死掉了多少只昆虫/野兽和飞禽？从乔木、灌木、藤条/和草茎上，有多少张叶子出走？又有/多少种植物走到了尽头？一天之中/有多少次交媾、受孕和坐果？在密林里/发出了多少声心跳、喘息和鸣叫？”（《布朗山的秘密》）相反他们看到是山上的植物、动物与光、影构成的是何种值得描述的迷人事物，他们在“迷人之物”中复制出的是自身隐秘的欲望。 而本土诗人雷平阳则是“对某一位置的认同”，这个“某一位置”是他最切实的家乡，从那里他感受到的是“被人观察”，并且从那里“注视自己”。他可以从每一个生命体中看到自身的映像，“每天，都有一个容颜/从我的脸上落下。每天，都有一个人/从我身上离开。在夜郎国的山上/我常常会遇上那些离开了我/的人和我的容颜，他们搬开石头/砍掉荆棘，向泥土表达着/他们恶狠狠的爱。”(《离开》)所以他能痛之所痛、爱之所爱、忧之所忧。 正因为此，雷平阳诗歌创作中对“云南形象”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云南”和“边地”都不仅仅只是一个词，它更是指向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气场，而且它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语境中产生了一种合乎于“人”的抒情精神。这为当下诗歌创作中如何寻找和实践符合中国汉语基质的抒情性语言，提供了可信的样本。 注释： 王家平、段凌宇：《论“十七年”文学的云南边地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2（5）。 涂鸿：《抒情个体的民族精神皈依———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文化解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8）。 本文所引用的雷平阳诗歌文本，皆出自其《云南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不再另注。 （俄）瓦·费·佩列韦尔泽夫：《形象诗学原理》，宁琦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16页。 （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36-144页。 （日）野本敬：《金沙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对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影响》，《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杨伟兵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230页。 光绪《云南通志》,卷52《建置志七之一·水利一》。 雷平阳：《出云南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获茨：《图像时代》，胡菊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0页。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145页。 同上。 |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