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二 检视威力：必要性论证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华语比较文学更是文学发展内驱力的必然。易言之，它的应运而生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而是源于各种文学自身规律、要求与变异的现实内爆（implosion）。

　　 （一）文学内部规律发展的现实要求。检览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代性的追求无疑是一条不容忽略的主线，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各类现代文学流派的尝试与发展可谓百花齐放：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创造社、心理分析派等等各各发散出相互连缀又别具特色的现代性实践，这给起步较晚，步履蹒跚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五彩斑斓的尝试图像，令人惊喜。

　　 1949年后，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英雄文学和另类乡土文学成为大陆文学发展的主流，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单调，文革时期文学则公然凋敝，尽管十七年文学书写如果从现代性视角思考，也可能个性独具，xxiii但一般意义上说的现代主义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如果从教学角度看，这也是很多当代文学教师在讲授此时间段文学的尴尬之处：由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往往乏善可陈，意识形态的过于浓烈和时代隔膜往往令新一代读者/学生觉得它们面目可憎，常常敬而远之或惟恐避之不及。

　　 但同时，如果拥有华语比较文学的视野以及问题意识，我们不难发现，台港文学在此时此刻却绽放出朵朵迷人的奇葩。简单说来，现代诗在台湾则如火如荼，它承继了1930年代戴望舒等人的余脉，吸取日文中的某些现代意味，同时从欧美现代诗歌进行横向移植，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1现代诗派，以纪弦、郑愁予、蓉子等为代表；2“蓝星”诗派，以余光中（新古典主义）、覃子豪、周梦蝶、罗门为代表；3“创世纪”，以瘂弦、张默、洛夫等为代表。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现代诗开始是由“现代诗”,“蓝星” 、“创世纪”等占尽风骚，而稍后则由“笠”、“创世纪”以及新生代诗人群共同主宰，可谓群星璀璨。xxiv

　　 如果从小说文类考察，则此时期的香港文学时空无疑不容忽视，如“文坛常青树”刘以鬯、崑南等都引人注目。xxv崑南的《地的门》在1950、60年代的香港对殖民性的抵抗值得钦敬，而刘以鬯的《酒徒》则因了华语圈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头衔（虽然不无简单化之嫌）更是有口皆碑，其实也可视为一部扛鼎之作，它对心理分析派的承继与发展可谓神似。

　　 如果我们延续现代主义的实验，并将后现代主义纳入论述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当大陆在轰轰烈烈的探讨新写实、新历史、先锋小说时，香港的董启章、黄碧云则已经先行一步：董前卫的性别意识令人刮目，他在代表作《安卓珍妮》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黄碧云无论是书写“香港情结”，还是旅行经验，都屡屡证明自己的后现代性，从《其后》、《温柔与暴烈》到《媚行者》等等，黄似乎日益不可踵武，不断挑战自我以及批评家的承受底线。对她而言，“后现代是她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挑战和表现叛逆性格的适当容器。”xxvi台湾的林燿德同样彰显出强烈的反叛意识，他有意疏离意识形态，找寻与填充疑义，体现了在文化市场中后现代游戏色彩，他也被评论者视为“创造后现代的‘钢铁蝴蝶’”。xxvii

　　 如果我们放开胸怀，新加坡戏剧之父郭宝崑对慢性症候的洞察；英培安的多管齐下，对华族知识分子命运的强烈关注；希尼尔微型小说对新加坡现代化的自反性再现（self-reflective representations）；柯思仁戏剧方面的后现代虚构；马来西亚黄锦树对中华情结的戏弄与反讽，黎紫书对阴暗和暴力的迷恋都可谓别具一格。他们在意义和叙事的开拓上都令人眼前一亮，而这些优秀的尝试不能因为出版的限制而导致我们视阈的狭隘，华语比较文学则是这种文学内在规律发展的呼唤的因应。

　　 （二）丰富自我的可能性/可行性。

　　 很多时候，区域华文文学不仅是对大陆文学的补偿和鉴照，而且同时也可能是对自我的另一种丰富，如果缺乏这种比较文学意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残缺的自我，也是对自我超越追求的一种固步自封。限于篇幅，我们聊举两个例子。

　　 1五四运动：幽微差异。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文化史上走向现代化和自觉的一次重要运动，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疑至关重要，而有关认识也是多层面的，或者是文化的，政治的，或者是学生运动；或者是偶然的发作，或者是必然产物等等都可谓众说纷纭。

　　 而实际上，若我们回到运动的本体，更细一层，推动者的内部较力角度看的话，也是耐人寻味。毋庸讳言，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在此层面也是风格独具的。

　　 大陆的五四运动往往充满了戏剧性色彩，在相当复杂的推手背后也更多彰显和掺杂了新旧两派的轰轰烈烈的冲突，尽管一开始也有人为的双簧表演激发。革命派的相对决绝、夸张，旧派和新民粹派的坚守、顽固或者不卑不亢都引人深思。所以，从胡适的相对温和，到陈独秀的张扬，都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侧影。当然，从文本阅读历史，从细节处显精神，考察五四运动的文化层面则是另当别论。xxviii

　　 台湾地区则略有不同，当时的领军人物张我军（1902-1955）无疑值得聚焦。1924年4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 》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把新文学运动引到台湾。他在文中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来大力改造台湾社会 。随后他在11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向旧文学界发起了猛烈进攻。和大陆的群体革命派相比，张我军更多则是个人乌托邦式的，而且态度相当坚决、狂热，尽管他也曾继承了新文学倡导前辈们（如甘文芳等）的新知识分子立场，但他从未减弱对旧派的火热战斗激情。xxix

　　 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的五四运动发展则别有洞天。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恰恰是旧派文人有感于当时的本土华人文化水平低下，思想保守，需要打破旧传统，提升整体的文化素养，所以毅然扛起了革新运动的大旗：他们一方面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另一面却同时教化文化水平极低的民众接受新思想，使用白话文。杨松年教授曾经精辟地总结道，“新马华文新文学就在一面承受中国新文学的冲击，一面致力于本身个性的塑造上向前发展。”xxx

　　 不难看出，单纯是五四运动的推手，他们推动五四运动的姿态各异，所经历的竞争和阻力也不同。如果能够掌握这种细微的差异，无疑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五四运动发展的认知。看不尽的鲁迅和复杂的郁达夫。如果从作家角度来看，我们也可发现华语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及其威力。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炙手可热的鲁迅和郁达夫在南洋的形象却也是姿态万千，甚至发生了冲突，值得深入探究。

　　 鲁迅先生生前从未到过南洋，但鲁迅在南洋的影响却始终存在。尤其是在1920、30年代，鲁迅同样也是南洋文化人的偶像。鲁迅特色的杂文、语言、敏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力深深的影响了当时的文人，“鲁迅风”比比皆是；哪怕是随着冷战的发展，鲁迅也曾一度被别有用心的视为另类文化沙文主义和霸权的代表，但仍有民众偷偷摸摸的膜拜鲁迅；到了50、60年代，方修（1922-2010新马文学史家）则成为重视捍卫鲁迅的代表人物，甚至到了70年代韩山元（1942- 新闻文化人）还是“新马推崇与发扬鲁迅精神的代言人”。为此，王润华慨叹道，“从韩山元的这个例子，令人心服口服的说明殖民的霸权文化即使在殖民主义远去后，其文化霸权下所发挥的影响力，还是强大无比。韩山元本地出生，其家族早已落地生根，但中国的优势文化，还是抵制住本土文化之成长”。xxxi

　　 鲁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在南洋，1939年初到新加坡的郁达夫在回答槟城青年的提问时，还和拥护鲁迅的青年们产生了思想上的冲突与辩论。当然，郁达夫在南洋的历程则更耐人寻味，不仅是他消失于苏门答腊的死因扑朔迷离，尽管铃木正夫努力考证出其死因xxxii，而且，关键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浪子、颓废者、游荡者、零余者等形象到了南洋则发生的嬗变——他是以笔为旗的战士，也同样放荡不羁；他是酒厂老板赵某，也是积极的抗日者和日本侵略者的合作者，他的复杂身份和转变在令人眼花缭乱之余，却也值得深究。xxxiii如果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少了这一笔，无疑令人遗憾。

　　 但不论如何，由上可见，对自我丰富的可能性强调则使得华语比较文学操作成为一种必然。

　　 （三）逆写中国：离散冲击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作家对中国的书写似乎预示了全部的合法性，往往引人注目，有些甚至塑造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地域符号。比如鲁迅笔下的S城、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细节上海，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一再镌刻，王安忆对上海的再度想象与呈现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离散（diaspora）书写对固有的中心的冲击，它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中心的高傲与自足。比如我们以入籍台湾的马华作家张贵兴（1956- ）为例，其热带雨林书写已经幻化成雨林美学，蔚为大观，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莫言的招牌地域书写——红高粱地。而引人深思的是，在其小说《群象》、《我所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小说中对中国的逆写。

　　 张逆写中国的复杂性令人惊叹，比如其中的后殖民意味——当白人殖民者由于难于管理离开殖民地后，接管采矿业务的竟然是华人，而对之前同样是被压迫者的土著民族工人，华人矿主的暴戾程度却有增无减。同样批判的还有中华文化符号/象征，比如马来亚共产党中的思想导师往往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文化的化身，而此人却又悖论式的对当地土著有所歧视，甚至是欺压、引诱少女，无论精神，还是肉体。xxxiv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香港作家西西对“我城”——香港的意味深长的书写，童话视角也功不可没。

　　 当然，华语比较文学中离散书写的集大成者无疑是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1940- ）。他的游荡经历和深切感知使他能够跳脱所谓中心的限制，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他将中国幻化成一种个人记忆的唤醒与涂抹，文化伤痕与历史再现，他从性（身体）、寻根等视角探勘狭隘本土/国族等意识的离散乃至幻灭，甚至他也由此生发开去，视过程与自我为超越其他本体的禅性解脱。xxxv

　　 不难看出，无论是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现实需求，还是丰富自我的层面，或者是更强大的离散对中心的冲击，加上“海外华文文学应是汉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就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而言，也可以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xxxvi，这一切都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我，明了华语比较文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