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华语比较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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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及他度可能 华语比较文学的提出从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有其必然性。虽然这个概念形成较晚，但其实践却已经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展开，我们实在有必要考察一下其得失，从而持续论证华语比较文学的可能性与威力。 （一）文学史重写：在动人口号与尴尬实践之间。 在我看来，如果考察文学研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应当首先关注文学性，其次要关注文学生成的地理时空差异，再其次才是文化/政治等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关注文学及其生成场域（field）的发展。 1小说史：可贵的尝试。本文无意比较所有的小说史，而是以相对比较早期的夏志清著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以下简称夏著）和杨义的同名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三卷本）为中心。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夏著的优点在于能够以西方相关经典的书写和丰富的文论作为标尺，丈量中国现代小说的得失与高下，同时以西方文学的大背景烘托并展现了中国的语境。刨除书中意识形态的强烈介入，夏著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论著，xxxvii即使从比较视角阅读，也有其独创性。 杨著作为十年磨一剑的结晶，同样有其值得深思的地方，整体上看来，“杨义的力作不仅从历史的、审美的层面而且着力从文化的意义上审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其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广阔性，注重联系、鉴别与思辨的视野，综合史体的体例创意，无不显示了研究者强烈的创新精神和文化识见，构筑成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xxxviii甚至某些华语比较文学的操作有其先驱意义。比如，他在历时性梳理现代小说史过程中，也难能可贵的彰显出地域色彩及其影响：比如台湾的小说史就得以被单列，而且分上下两章处理，论述相对详细，比如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都是重点。而香港小说史部分，则放在华南作家群中一并论述，但香港的早期作家，比如黄谷柳和侣伦却也是分节处理的。不难看出，杨著能够不偏不倚的论述当时港台区域的小说，对中国的概念有清醒认知，算得上一家之言。 但整体而言，二著作为早期作品，也有其缺憾。夏著的华语比较文学操作还相当薄弱，台湾作家姜贵也只是个附录，缺乏同时期的比较实践。而杨著中，虽然将作家纳入小说史谱系中，但其独特性和群体特征未能够在充分比较后得以呈现。 2文学史重写：视阈的孤独变迁。 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于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xxxix和陈思和、王晓明1988年在《上海文学》开辟“重写文学史” 专栏，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某种新的文学史视阈的拓宽以及研究新范式的可能成长。 加上各个高校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推波助澜，一时间和近20年来，有关文学史的书写此起彼伏，热火朝天。或者是《中华文学通史》，《百年中华文学史论》，或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者仍然延续旧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三十年》等等，不一而足，数量着实可观。xl 但如果从华语比较文学的视角进行检视，则可发现许多问题其实悬而未决。 （1）多数文学史著作缺乏不同区域文学比较的意识。比如说，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著《当代文学史》等等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文学史意识的重构和创新，但美中不足的是，整体看来，同样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港澳文学部分未能得到应有的顾及和重视。哪怕是借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也是悖论重重，那往往是刨除了大陆文学的。如王德威所指出的，“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各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它。相对于‘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别的不说，大陆现当代文学界领衔人物行有余力，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作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xli （2）少数顾及区域华文文学的文学史著往往缺乏对文学内在发展规律探求的勾勒，从而使得文学史缺乏内在逻辑的关联，甚至更多是板块的拼凑。在实质上，文学现象、流派和作者等都仍然是相对独立的。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难能可贵的涉猎了台港澳文学，但仍然是各自为政，未能发挥比较的威力。陈辽和曹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学史论1898-199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虽然在框架上对区域华文文学的重视更进一步，但仍然缺乏清晰的主线贯穿和逻辑梳理。在历时性的操作中，更多是拼贴了区域事件；而在以主题为线索的结构中，未能描述谱系学中的独特性。 而研究区域华文文学的人，有些人也是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文学史的重写更多是一种视阈的孤独变迁，而在质的更新，尤其是比较意义上，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二）把脉论文：本土贫弱。 如果我们从相关论文着手进行考察，便不难发现华语比较文学的论文书写可谓相对寥寥，但就目前的少量论文来看，却也是问题多多。 1本土贫弱与流弊凸显。对数量不多的论文进行望闻问切，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不少。首先，重复劳作，互相过度参考，而因此造成疏讹且往往以讹传讹。 其次，宏大叙事，不着边际。如果是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比如饶芃子、刘登翰、陈贤茂等，他们在资料不足和研究贫乏的情况下进行探索，可能出现宏大叙事的特征，如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xlii之间的关系勾勒等等。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却频频有意重蹈前人迫不得已的覆辙，如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文学比较，东南亚诗歌中的中国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等等。这样的议题并非没有价值，但论者往往搞错了对象，在有限的篇幅内解决歧义丛生、特例百出的文学共性，实在令人困惑。 再次，乱用概念。由于缺乏对前沿课题的把握以及资料的充分掌握，一些论者经常混淆专业术语，甚至将陈旧不堪的概念翻新，或者将新概念镶嵌到旧体制中，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新潮，而实际上，多数论文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上述种种流弊，在在凸现了论者对研究对象本土（性）了解的匮乏：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复合认知，田野考察和资料掌握以及设身处地的“了解之同情”，所以只是凭借有限的资料进行丰富的想象、虚构和一再误读，尽管有些人将文学批评转换成了表扬修辞学。 2本土楔入：进路与限制。实际上，本土（性）仍然可以成为华语比较文学至关重要的新进路。 无论是从历时性来看，还是从空间的视角来看，本土（性）都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发展的概念。毋庸讳言，作为不断发展的概念，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兼收、融合异质性的过程，比如，从中国性可以演变成本土中国性；同时，本土性本身也包含了中国以外的异族性/他者对其自身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与渗透。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本土性视角/进路绝非是对其他领域的忽略或者打压，相反，其他可能的存在反过来可以使它发挥更大威力、特色鲜明。而本土性绝非对外来的排斥，相反，只有巧妙利用外来特质，才会让自己更加本土化。xliii 如前所述，王德威可谓是华语比较文学操作的集大成者，我们不妨以其《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2004）进行说明。在该书的四章主体书写中，呈现出独到的问题意识与论证理路，尤其是每篇论文都是华语比较文学的绝佳范例。采用谱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它们往往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出入古今，跳脱地域：从大陆到台港、新马，到更远的海外；从晚清到现代乃至当代，王成功的论证了华语比较文学的可行性，关键的是，他由此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理路与可能。 xliv当然，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优秀学者也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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