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余华：小说的世界(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华
2012-09-28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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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讲座内容:

　　我真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作家毕竟不是学者，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所以想法是零碎的。来这里之前我考虑应该用什么题目，想不出来很好的，但我想一定要和文学有关。中文系的老师给我出了个题目叫《小说的世界》，我认为挺好，因为好讲。我写小说写了十七八年之后才明白：首先要做一个好的读者然后才能做一个好的作家。我读了很多小说，它们带给我一个小说的世界，这是一个愉快的世界。

　　小说的世界是我们现实之外平行的世界。昨天德国汉学家顾彬到北大做讲座，他问我怎么看张艺谋，有人是说他是在讨好外国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问题，顾彬就替我回答了：你写的是人。小说的世界与现实有联系但不完全一样。很早以前(80年代)我作为先锋派作家很喜欢一些绚丽的词，现在在清华教书当时是我的同行的一个作家用了一个比喻：“像歌谣一样消失”。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可是现在我却不喜欢这种修饰了。特别是当我读到博尔赫斯“仿佛消失在水中”这个比喻时，我更是深深地体会到大家和普通作家的区别。我想象不出更干净的消失，它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像歌谣一样消失”是年轻人的说法，辞藻华丽但远不及大家的利落、到位。

　　我83、84年开始写小说，在此之前我在浙江的一个小县城里当牙医。我不喜欢当时的生活状态，我很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所在的那家医院地处小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当然它不能和王府井相比)，我每天迷茫地看着窗外，我看到文化馆的一些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有一天我就问他们：“你们不上班吗?”他们回答说：“这就是上班。”我说你们分明在大街上闲逛怎么就算上班了呢?他们说：“文化馆的人在哪里都可以上班!”这种生活让我感到羡慕，我说我怎样才能像你这样?他说跟我学作曲吧。我说有更快的方法吗?他说那你就学绘画。可我觉得绘画比作曲更难见天日。他最后建议我说“写小说吧。”我一想我汉字大概掌握了四五千了应该够用了，所以就决定写小说，过上像他们那样的生活。林彪说过“遇到问题再学最有用”。我就是遇到问题再学的人。

　　我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把它给文化馆的人看，他说错别字太多。这能怪我吗?我中学写作文最长的不超过一千字(老师还因此表扬说：“余华写得最长，最有才华。”)，现在这篇小说差不多一万字，错别字当然会增加十倍。虽然错别字问题严重，我还是把我的小说向杂志社寄了。我们那时寄稿件是不要钱的，而且我刚开始很狂妄，我先寄给名气最大的刊物，然后一路排下来。83年冬天，一个下午我刚刚去上班，结果就有一个电话找我(当时我们那个拔牙医院只有一部电话)。邮电局(当时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说是一个北京长途。我家没有北京的亲戚即使有亲戚打电话也不会找我，所以我马上反应过来是杂志社打来的，可是我想不起寄给北京的哪个刊物了。电话那头的那个人说他是《北京文学》的，他说你有三篇稿子寄给我们，我们看了之后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篇需要做些改动。他还问我能不能到北京去改稿。我想说我没钱去(我那时的工资是每个月十六块钱)，但又不好意思，他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说路费我们出另外每天还加两块钱的补助。这样我就在上海买了车票去北京改稿子了。这就是我文学道路的开始。现在想起来一个人的机遇很重要，要是没有那个电话我可能还在拔牙。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小县城轰动了，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个县城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县里把我调到文化馆工作。我们那里一般的单位都是早上7：00上班，我第一天去文化馆上班的时间是9：30，我感到有些不安。可是到那里才发现我居然是第一个上班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单位很适合我。93年我从文化馆辞职，彻底不受别人管了，靠小说养活自己。

　　现在小说带给我的快乐已经不是当初不想拔牙而进文化馆时的兴奋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现实按部就班，但是小说每一部都是新的。写小说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兴奋的感觉使我再也无法和小说分开。

　　现在大家可以提问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回答问题的才能高于我演讲的才能。

　　(以下是作家和同学之间的对话)

　　1、请问《活着》这本书有原型吗?你是否受什么触动才写这部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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