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巴黎的私密描述和英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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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穿行于象征之林 ——波德莱尔 煤气灯亮起来了。司灯人穿过拱门街挤满建筑物的通道和夜游症的人群，把幽暗隐晦的街灯点亮。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的通道，豪华的商品陈列、赌场、玻璃橱窗……人群的面孔幽灵般显现，他们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拥挤得连梦幻都没有了间隙。 这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也是爱伦·坡、雨果、巴尔扎克、恩格斯笔下的巴黎。第二帝国的巴黎，人群、橱窗、赌场……一切在跳动而混乱的煤气灯光下，被绘出点彩派般光怪陆离的平面效果;错综的身份和标签，不同文本间的相互交错和撞击，拼贴出一个立体的、超现实主义的、奇特而又矛盾的巴黎描述。 这是本亚明另类诡谲的文风挥扫之下的巴黎描述。当然，我指的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这是篇比《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更具本氏色彩的文章，尽管两者运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素材。(《主题》一文是本亚明为得到法兰克福研究所认可而对前《第二帝国》所做的修改，本亚明本人认为它显示了“弯到最大限度的哲学之弓”而他“痛苦地使之适应一种平庸的、甚至是土气的哲学阐述方法。”)本亚明的一生是在困顿、拒绝、孤立、不自信中渡过的。虽然为了世俗的认可，他做了很大程度的让步和迁就，但他自己清楚地意识到，是《第二帝国的巴黎》而非《主题》，能使他成为“最出色的文学评论家”。 “他是极其博学的，但他不是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他不是对宗教而是对神学以及把文本神圣化的神学式解释所吸引，但他不是神学家……;他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他的最大雄心是创作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等等。我想把他说成是诗意地思考的人，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启迪》) 在题为《夏尔·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未完成著作里(《夏尔·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由本亚明原本构想的鸿篇巨制《巴黎拱门街》的第五章膨胀扩充而成的，但这篇据他自己声称是“微型的《巴黎拱门街》”的作品也同样未完成，我们看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第二部分)，在对波德莱尔及其同时代文学文本的转引堆砌背后，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形象凸现出来了，那就是本亚明自己。 一直以来，对于本亚明一直存在一种误读，那就是，试图对本亚明——这个于批评家、作家、哲学家、收藏家、翻译家等种种身份既肯定又否定的边缘人物，作一个理论上的调和或概括，但事实上，这种理论梳理的过程只能是最终发现，本亚明是一个根本无法用成体系的话语阐释的矛盾体。 也许，汉娜·阿伦特的评价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本亚明进行的，是一种所谓的“诗意的思考”。本亚明自始至终处于某种撕扯和撞击之中：他是一个深受犹太宗教哲学影响的神秘主义者，又自称信仰共产主义;他文章的玄妙晦涩连当时法兰克福大学的美学教授都无法接受，但他又与提倡“戏剧走向人民”的布莱希特投缘。他从康德的信徒起步，把彼此差异甚至矛盾的理论思想奇怪地融合到了一起。这使得他的文本浸渍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紧张当中，有时显得费解甚至尖锐。但是，这种不可调和最终都被包容到了一种比学术理论更为宽容的东西之中，那就是：诗。 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宽容得近乎无边界，却又谨慎而苛刻地剔除哪怕最细微的非诗的障碍;它割裂了词与物，却又使这两者在“象征的丛林”里再次弥合。本亚明笔下的诗人形象也是模糊而暧昧的：他们是又不是游手好闲者，成为又不仅仅成为观察者;他们是斗剑士，却要在“古怪的练习”中闪开来自自己的攻击;他们只有隐蔽在拥挤的人群中才能够感受到自身，而人群的面孔却反而倒退到他们的感受之外。 包括本亚明笔下的波德莱尔，也是这种悖论的体现：他极度缺乏知识，“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他或许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存在，但他却从来不去研究它。”可另一方面，波德莱尔又对理论存在着天生的敏锐，这种敏锐是近乎直觉式的，他能够精当有洞见地提炼出主题，同时把本来存在的主题之间的联系弄得朦胧晦涩。他离不开人群，但又从未真正深入人群，从未深入人群，却从人群中准确地获得惊鸿一瞥的意象，仿佛这些意象是自己抛掷过来的。而对于这获得的种种意象，他又似乎没有稳定的态度，仿佛除了在现代主义的构架中为它们预留位置，从不认为有必要在现实中认识它们。比如对于波德莱尔所倾心的英雄女性形象的变种，女同性恋者，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她们既称颂又诅咒的对立倾向(见“累斯博斯”和“德尔菲娜与伊波利特”)。 本亚明对波德莱尔细致入微的剖析，也只有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才能做到。 二 “这种街道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它们彼此从身边匆匆走过，好像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谁对谁连看一眼都没想到……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的这种可怕的冷漠，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使人难堪、愈是可怕。”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开始了它真正的工业革命。在本亚明的理论话语外衣之后，挽歌式的哀叹和眷恋无奈的怀旧伤感随手可拾：渐次熄灭的煤气灯、把人被迫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 在这首绵长交织的挽歌之中，人，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主旋律。本亚明对现代化、商品化社会中人的分析是多层次的，为了使这多种层次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我从本亚明纵横交织的引文和阐释背后提炼出来的一个隐性关键词：注视。 人群、人群中的人、诗人，甚至包括作者本亚明自身，都被卷入这种既离且合的多重注视关系之中。注视作为一种能力，是为人群作出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群(Les Foules)在本亚明笔下，是一个含混而暧昧的意象。它消灭个人痕迹于拥挤和雷同之中，又使个人的孤独感成倍地放大;它是游手好闲者窥视的对象，也是赋予诗人们安全感的隐遁场所。可以说，人群是屈从于工业化商品社会的残余意象之一，是另一个后来被文化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研究对象——“大众”(乌合之众，mass)的前身。城市人群的注视功能被明显地剥离开来，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所应具有的“看”的后继能力。 “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表现在眼的活动大大超越耳的活动。公共交通手段是主要原因。在汽车、火车、电车得到发展的十九世纪以前，人们是不能相视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而不攀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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