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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批评“本土话语”匮乏的危机(2)

来源：文学报

2012-09-28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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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学智：要打破笼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话语的泛化局面、超越日常生活话语或大众消费主义话语的“随物赋形”状态，本土批评话语就必须历经文体化磨练，方能显现它的微观性和批评有效性。这需要从中国经典文学文本中提炼出叙事经验和诗学经验，再进行语境化的转化——把它理论化、主题化，其中包括“化”批评主体的“感受性个人话语”。

　　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的生成，不是坐而论道、面壁谈玄就能得来，它建构于一系列叙事经验和诗学话语经验，比如，张大春的《小说稗类》(适合于中短篇叙事)提出的预言术、启示录、显微镜、索隐图、洪荒界、材料库、修正痕、自动性等，既捍卫了本土小说叙事的审美旨趣、智慧传统，也通过理论确保了小说话语中蕴含着的某种哲学或理论，拓展了因囿于各种知识范式而“窄化”的小说批评空间，激活了批评话语活力，为批评话语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而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世界》通过理论化批评主体的感受性个人话语，建构了日常生活氛围中的当代中国诗歌话语意义感知的实践问题，可称为“小诗学”。因为小到微观语言修辞，大到在日常生活话语中通过“再象征化”，来实现批评主体意义感知性主体话语与现实物象的意义交换、兑现的实践方法，避免了诗学话语被大的人文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等兼并、收编的尴尬。当然，核心既然是不同的主体感受性话语，诗学话语的口径仍然是开放的和多维的。

　　臧策：那么理论如何发展如何创新？闭门造车肯定是最最要不得的。相反地，照搬西方理论也不行，因为西方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语言以及西方经典文本的研究之上的，可以提供给我们全新的范式和理论灵感，但却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比西方的经典叙事学，确实是分析小说乃至所有叙事作品的有效方法，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叙事学往往把故事从具体文本中抽离出来，分成故事与话语(或叫叙述)两部分，于是乎故事是什么不重要了，怎样讲这个故事才重要。这种思路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难道故事本身就不是“话语”了？中国批评家不可能无视西方理论而去另起炉灶，但却可以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同时对西方理论有所发展创新。可惜今天批评界的现状却是，有太多的批评家连叙事学的基本原理都还没弄明白。

　　牛学智：说到底，不做文体化转移，批评话语的本土性建构就很难做到微观、具体，这个层面，批评的言说无效、乏力，其实就是批评“本土话语”匮乏所致。

　　构建本土批评话语有益于文学创作与研究

　　王彬：本土基础话语的建设是一个打破古今，融汇中西的问题，是开放语境下的产物。梳理中国的叙事经验，绝不是在某些西方名词的羽毛之下而向壁虚构，也不是将中国古人的话语进行浅层装扮而冒充新的理论。只有这样，在话语资源如此丰富的语境之下，才有可能给文学批评提供新的契机。

　　牛学智：呼唤本土批评话语，首先得益于多元化的开放语境。正是在开放的话语流中，我们几乎有机会检验每一种域外话语，和几乎每一种古代话语的有效或者无效，我们才需要切入当下“话语光谱”本身———只有在“共时性”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学、民族学、哲学等话语网络中，才能建立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批评视野，才能于众多话语中突出文学批评话语的说服力。

　　建构本土批评话语，也只有在打破民族主义的狭隘眼界中，才能适当地吸收西方话语资源，也就是，只有在话语资源丰富的当前语境，本土批评话语的生成才有机会拥有强有力的理论参照。这是“文化批评”推进到今天，给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提供的契机——没有来自本土内部的批评话语，文学批评就面临着话语的危机。

　　臧策：我一直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最高智慧的层面，其实是很相近的。古人早就有过所谓“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心得，而今人对待西方理论要么闭目塞听，要么奉为金科玉律而不知变化。理论何为？一般人肯定会说是为了指导实践，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既然所有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那理论就其本体而言又有何用呢？我个人觉得理论其实是开拓人类思辨方式的。不懂理论，你思考问题可能只有正反两个角度，而掌握了理论，你可能就有了更多的视角，至于某派理论具体讲了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当现实正在悄然变幻，而批评家却只会用以往陈旧的方式去观察去思考去评说，这就是今天批评界最大的问题。

　　牛学智：既然所强调的当前文学批评“本土话语”生成，无法离开中古文论话语和当代西方文论话语而兀自独立呈现，那么，本土批评话语的产生和在批评实践中的言说力量，不妨说，就是对当前诸多流行批评话语的整体性反思后所显示的话语方式。借用罗兰·巴特的话，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建立有益于当今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土话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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