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里：王锋诗歌中的饕餮主义大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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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外界的关系要么此消彼长，要么共生共长，王锋把这种关系放到残忍的生存环境中，意在向我们说明：没有任何形而上的东西比造物本身更为残忍。而人在生存实践中的位置，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将形而上的东西强加于庙堂之上。如果我们设想有个亡神，有一个创造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无尽痛苦的亡神，那么，我们与他的相见就会变成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尽管人类历尽劫波，但有一种东西是磨灭不了的，那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寓言，诗人最想表达的是人类经过漫长的生命苦旅，历尽磨难，淘尽浮华，去除邪恶之后，成长为尽善尽美大爱无疆的宇宙之神。正如诗人在《亡神》中所吟—— 这使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该剧作是一部两幕荒诞戏剧，主要写两个流浪汉弗拉季米尔和艾斯特拉贡，在荒凉的乡间小路旁等待戈多的情景，第一幕讲述两个流浪汉一见面就百无聊赖的闲聊并配合一些烦躁不安的动作，他们都声称自己在等待戈多，第二幕仍然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只不过原来那棵枯树上长出了几片叶子，两个流浪汉又走在了一起，与上一个夜晚不同的是，今晚都不想说话，但长时间的沉默又带来了恐惧，于是两人同时说话，为的是“不听”和“不想”，他们所等待的戈多是谁没人知道。连作者也说：“我要是知道，早就写到戏里去了”，实际上，戈多代表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一股充满希望的力量，等待戈多是人们希望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到来。 这股充满希望的力量，在王锋的“饕餮主义”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王锋的诗歌为贝克特剧作所隐含的精神夙求做了生动的注脚。他认为“饕餮主义”是大文化视野下的艺术表达方式。它在存在与虚无、继承与批判、毁灭与创新中，用爱神精神完成诗歌叙述。 有人认为：王锋的“饕餮主义”作为新理性精神，在对伪诗学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基础上，或者缘于对诗歌独立品质的捍卫，对诗歌自由精神的吁求，他才有了“饕餮主义”诗学观念上的解放和决裂。在意识形态的复杂涵义面前，中国诗歌曾出现过一种装聋作哑的趋势。面对诗歌和现实，感性和理性，王锋同样遭受到卡夫卡式的痛苦，一方面是发达的抽象哲学思维，另一方面是敏感的感性哲学思维，这使得他在两套思维法则中游弋。在这段思考进程中，王锋抽象思维的理论后援，源于他在广泛阅读中，体悟到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境遇，始终对普遍表达系统进行思索。他善于用实验性的抽象思想和文化策略，把隐秘的人性问题展现在聚光灯之下，构成极为壮阔的创作领域：人类亘古的生存焦虑，世世代代的生态关系，中国人的固有个性、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这意味着“饕餮主义”作为一种新理性精神的诞生。 “饕餮主义”不仅是一种探索生命意义的诗歌宣言，更是诗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正如卡夫卡所言：“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王锋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撕裂着自己，他那惶惶不可终日的神态，游动不定的身躯，极速喷涌的语言以及恍惚跳跃的思维，都让你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迷乱和动荡。实际上，这也是“饕餮主义”的精神内核，它在追求大生命观的同时实现了“饕餮主义”的“涅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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