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小我”和“大我”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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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也试着解剖一下自己。我这个人从小是被娇生惯养的。我父亲是大学的教授，我是独生子，两世单传，家里很宠爱，但是到社会上这样不行。我的父亲解放前曾经在广州读书，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就托一个朋友找工作。人家说找他干嘛，他爸爸是军统特务，我父亲吓坏了赶紧跑了。解放后有一个“向党交心”的运动。我父亲说确实求过一个军统特务的儿子帮忙找工作。坏了，因为这句话我父亲从此成了特务嫌疑，阴影一直笼罩了我好几十年。我从十五岁就开始争取入团，争取了十三年。最后，当时的团委书记说这家伙都二十八岁还入不了团，就让他入团了吧，都超龄三年了，结果入团三个月就退了。你们看，我是一个在家里非常有尊严感的人，在社会上遭受了无数的冷眼和冷遇之后，当然很敏感。所以我时不时会冒出很多念头来，我这辈子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记叙了其中一段愧疚。我八岁的时候从广西北海到北京，我父亲在北京教书，接我去读书，读人大附小，我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只会说白话。班里的同学觉得我没有办法沟通，于是没有人理我，我很寂寞。但我发现班里还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大，他更寂寞，会说普通话但是没有人理他。他每天牵着一只大奶羊来上学。你想想看，人大附小，也是城市里的学校，这小孩子牵一只大奶羊来，将羊拴在教室外面，自己上课，下课了自己再牵羊回家，也没有人理他。怎么回事？就这样，我们两个寂寞的孩子成了朋友。后来知道，一九五八年初，他的父亲和母亲刚刚被打成右派抓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要吃奶。他的奶奶没有办法养活小弟弟，就买了一只大奶羊，让大孙子喂一只奶羊，奶奶晚上挤奶给家里的小弟弟吃。我的愧疚在于，没有过几个月，我的普通话就说得很好了，小孩子不懂事，我非常自然地融入了大集体，我就将这位朋友忽略了，到现在甚至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他在哪儿了。我如今非常惭愧，我当年怎么就没有跟他好下去？就将他忽略了。一个有过被人歧视和漠视遭遇的人，自然对这件事感到格外的敏感。可见，文学是最具个人情感特点的工作，作家是最具个人劳动色彩的职业。 然而，这绝不能成为文学封闭自己、背对时代、背对生活的理由。我想引用丹纳的一句话，他说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飞来的陨石，在莎士比亚的背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团的合唱。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定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个性，有自己独特的感悟世界和表现世界方式的作家，也就是说，是一个不会泯灭“自我”的作家，但他的“自我”，决不是封闭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沉迷，更不是病态的“自我中心”，他的“自我”中一定包含着博大的“大我”的情怀，唯有含有“大我”的“自我”，才有可能打通通往读者心灵的通道，也才具有通往艺术殿堂的可能。 其次，尤为注重文学的感时忧国情怀，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特质。因此，由“自我”而涵盖“大我”，应该说是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当然，据一些思想史家分析，这是由于中国的科举取仕制度，学而优则仕，使得中国文人和政治、和家国命运息息相关，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同时与之共生的，是某些中国文学或中国文人，有趋炎附势的陋习，甚至一些伟大的文学家，也未能免俗。因此，拥有感时忧国的伟大传统，走错一步就可能是迎合，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不可或缺，但趋炎附势的陋习要当心。其区别就在于是把“自我”和“大我”，和百姓的忧乐悲欢相通，还是和一时的得失相瓜葛。作为一个作家，保持自我个性的风格和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和人民在情感上、在审美心理上沟通，才有可能获得不竭的情感源泉和创造灵感，也才有可能赢得更广泛的共鸣。(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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