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李红梅:大漠生存(3)

    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改革之风遍吹草原,沙漠那端的牧民生活也日新月异。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的收入猛增,拥有万元或几十万元家产的牧户屡见不鲜,使得一些镇上的居民既羡慕又眼红。当然,牧民生活的真正苦楚也是我们无法看到无从体味的。

    通往沙漠的乡村公路,一场大风过后,便被沙丘阻隔成一段一段的,每走三五步,车就被陷入其中,需要人手推肩扛,或是往车轮下垫些木棒和沙土才能费劲地驶出来。我们在下乡的路上,经常看到这种情形,当我们的吉普车憋足劲儿冲过沙丘,回头再看还在原地喘息的沉重的车辆,我总嘲笑他们太贪心,为什么不少拉些呢?每次司机达来都会反驳我:“你不懂他们的艰难,他们来一次不容易,而这些又是他们最需要的。”

    后来,我才知道,达来就是来自沙漠那端,他的家至今还在那里,他的父母和妻子在他们的牧场上精心伺弄着牲畜,创造着生活所需的财物。

    终于要进沙漠了,在我对此遥望了二十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们给吉普车装满了各类物品,有用于扶贫的被褥、米面,用来搞宣传的银幕、放映机、各种印制成传单的科普宣传材料,还有我们随身携带的洗漱用具和为了防止天气骤变而准备的厚重的大衣。这些都是常进沙漠的同事提醒我们要带的。八月的小镇气候宜人,温暖如春,街头时髦女郎犹穿着短裙,为此我很是怀疑带那么多东西的必要性。无论如何,这才是初秋季节呀,夏老虎的余威还时不时地像鞭子似的在这里扫几下,令人们单衣夹衣更换不迭。

    我们从沙漠边缘迂回着进发了。司机达来告诉我们,我们平时在镇子内所看到的那座沙丘方圆五、六公里,沙头一个接着一个,坡势很都陡,行人徒步过去都很费劲,汽车根本就无法行驶,连沙丘脚下都很难接近。当地人因为它的高而广,习惯地称之为“大沙头”。

    沿着“大沙头”,我们几乎绕了大半个圈,从早晨直到下午,才有人满怀希望地指着漠野深处冒出来的青烟和隐约的树木的尖顶说,快到巴音乌素嘎查了。此时的我们已经行驶了近十个钟头,午餐是凉开水就着面包和方便面凑合着吃的。一路放眼望去,到处是望不到边际的沙头,此起彼伏,蜿蜒曲折,路就从沙丘与沙丘之间伸展出去。这是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不时遇有沙丘横卧其间,需要司机猛踩油门加大马力直冲过去,如果冲到半坡歇火了,一车的人只好下来推车,费好大的劲才能出去。有时迎面来了车辆,无处回避,锱重轻的车就往路边停靠,但路边不是沙丘就是虚土,车下去了很难爬上来,又得推搡一番。好在对面车上的人不会扬长而去,都热心地过来搭把手,所以不会太难。这种情形一路上碰到好几回,先前那种因推不出车而产生的绝望心理开始瓦解,胸怀中揣了一团暖融融的激情,即使漠野再荒凉,也不觉得孤寂无望了。

    进入嘎查,日头还很高。但牧民们住得太分散,十几里路上才有一户人家,我们只来得及走访过两家贫困户,就已经是暮色苍茫,只好返回嘎查驻地。那天晚上,就在嘎查支部办公室的一面土墙上,我们挂起了银幕,为牧民放电影。虽然所放的是两部老得不能再老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和《地道战》,还是有许多牧民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意犹未尽地四散消逝在漠野中。达来说,这里的牧民生活太单调,除了自己家的鸡犬和羊群,很少能接触到外人,更别说看电影了,如果我们明天不走,继续在这里放这两部片子,他们还会来。

    仔细聆听,很深的原野,果然静极,偶尔听到一阵犬吠声,大概是它们的主人回到了家。

    我们第二天要去的那个社叫“于家社”。嘎查长(蒙古语,意为“村长”)巴图介绍说,那是离嘎查最远的、沙化最厉害的一个社,社里以汉人为主,而且基本上是于姓人家。我想起了于荣,他也是来自那里吗?

    还是一路的风沙,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早已经没有路,我们的车是从沙梁上翻过去的,吉普车前后轮都上了加力,每次都是呜呜吼叫着,空着车冲过去,人则在车后一步步攀援。像我这样不习惯翻沙的新手,走几步就摇摇晃晃向后倾去,只好双手着地,猴子似地爬过去。那天不巧起了风,虽然不大,在镇上大概都感觉不到。但在沙漠行走就不一样了,风扬着沙子一个劲地往人脖子里灌,等你张着嘴喘着气爬上沙梁顶端稍事休息时,每一个人的鞋袜、衣兜里都是沙,嘴里牙碜得很,吐出来的口水带着沙粒。

    “于家社”的贫穷是我想象不到的。因为草牧场面积太小,根本养不活多少羊,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好外出打工挣钱,牧场上只留着老人、妇女和年幼的孩子。他们的房屋矮小破旧,多是土坯房,在 风蚀雨侵下泥土剥落,墙面坑坑洼洼,似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立在风尘中。屋里光线幽暗,只在朝南的墙上开有一扇窗子,也被厚毡或窗帘遮掩着,为的是防止风沙的入侵。社里也有人家住着砖瓦房,但也只在外墙砌了一层砖,那些砖是他们用骡车一小车一小车从沙漠外运进来的。巴图嘎查长说,盖一处这样的砖房,需要用半年的时间从外面运回砖头、泥土和木料。

    我不敢肯定这十几户人家有没有于荣曾经的家。他们的家一样的贫穷而黑暗,妇女们黑而瘦,久在沙漠,使她们看上去身体佝偻,双腿弯曲,都有点儿罗圈,而且神情麻木,仿佛在这险恶的环境中,除了生存,她们再没有别的奢望。孩子们却显得格外机敏,双眼活泛透着灵光,一眨眼就能飞奔而去消失在沙漠中。车上的东西一袋袋送入贫困的家庭。有的人家,炕上除了几条毡看不到一件象样的行李,我们就将分包好的被褥留下两件。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东西改变不了他们生活的困窘,但他们的眼中还是流露出了无尽的感激。

    傍晚时分,看得到的人家都走完了,我以为该回嘎查了。巴图却说,于勇家不能不去,他家快揭不开过锅了。我这才明白,吉普车后置车厢里分开来放着的米面和被褥原来是特意留给那户人家的。

    去于勇家,车只行了一半路程就过不去了,我们只好扛着那些东西徒步跋涉。七八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在路上,巴图讲述了于勇家的情况。于勇其实是家中的老三,上面两个哥哥都夭折了,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的父亲在他刚上小学时就死了,死在建筑工地的一次事故中。他的母亲是从陕西那边嫁过来的,听说曾经读过几年书。她是这个社里最要强最倔强的女人,生活再苦再累也要供儿子上学。现在儿子中专毕业了,留在镇上工作,要接他母亲出去。她的倔脾气却又犯了,在自家仅有的几百亩沙丘与牧草共存的牧场上,植树种草,守护着她的领地。因为她还有一双无法出去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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