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梦”而生：永远的王小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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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未必如此。费尔南多·佩索阿生前孤独潦倒，默默无闻，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与否定，生活极度自闭，并终生禁欲未婚。最终于四十七岁那年因肝病严重恶化而去世。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人。尽管费尔南多·佩索阿在自我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但仍旧无法掩饰他现实中的绝望和苦难。写作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自我麻木的手段罢了。就像吸食鸦片一样，在腾云驾雾之中寻求一份忘我的快感。一个沉迷于梦想而始终拒绝面对现实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角色。毕竟，再美的梦都有醒来的时候，一旦醒来，迎面而来的，就只剩下绝望了。可以说，这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王小波也不例外。 王小波渴望自由，遗憾的是，现实世界太残酷。他只能借塑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来寄托心中的渴想。事实上，也仅仅就是一份渴想而已。如果我们仔细观照王小波辞去人大教职后的生活，便会发现，脱离体制后的王小波似乎并没有迎来其所渴望的自由。如果自由能够给人带来轻松豁达的心态和愉悦美好的生活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并没有得到这一切。虽然自1992年始，他的创作量的确有所提升，但却再也没能写出《黄金时代》那样水准的作品。无法超越自我的焦灼感如同幽灵一般纠缠着他。此外，仅小说出版一事便令他头大如斗。尽管杂文创作得到了大众认可，但向来看重小说的他并没有释然，反而更加郁郁于怀。与此同时，经济也时不时地困扰着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稿费仅仅勉强度日。这使得他曾一度打算等实在混不下去时，就靠开货车混日子。他甚至还为此预先考取了驾照。[10] 哈耶克曾指出个人的自由包括三种：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础。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脱离了体制，看似不受体制的约束，可事实上，他仍旧没能逃脱体制的制约。在他生前，小说出版之所以重重受阻，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原因。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小说家，书出版不了，必然要影响生计。没有经济的独立，何来思想的从容？王小波后来落魄到考货车驾照，其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便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王小波始终无法摆脱现实的困扰，所以，他也就从来没有体味到罗素所言的真正的幸福。即便幸福的本源可以参差多态，但对他来说，现实带来的除了一个又一个失望之外，别无其他。尽管他仍不懈地在小说中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但这种快乐毕竟飘渺短暂。梦醒时分，必须还得面对现实的冷酷和无趣。 应该说，从人大辞职之后，王小波的精神世界便开始逐日走向一个黑暗的死胡同。关于这一点，朱伟在《王小波的精神家园》一文中已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如他所言：“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12]这在王小波的后期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他的“未来小说”系列，已越来越多地陷入概念化的图解。不论是作家的“舅舅”还是历史学家的“我”都有一种无力规避的挫败感。尽管也在反抗，但那纯粹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被主流意识形态给“收服”了，即沦为所谓的数盲一族。小说充满了一种寻不着出路的压抑和阴郁。甚至连小说的文字都不再充溢灵性，而是被越来越滞涩的沉重感所湮没。相信，这同作家一度疲惫不堪的心理不无干系。 最终，王小波不得不绝望地发出一声喟叹：“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11]而这，也是自古以来所有向“梦”而生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梦”醒之后共同的心声！ 王小波去世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摇身变成大众媒体追捧的文化明星。很多人都喜欢他那特立独行的派儿。但是，喜欢归喜欢，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敢追随他的征途。正如王小波在他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一样，“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对王小波，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也就是一边看着。热眼看有之，冷眼看也大有人在。对于他生前的遭遇，人们唏嘘不已；对于他身后的荣耀，人们慨然长叹。如今，王小波似乎已经被符号化了。他成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面自由旗帜。旗帜下啸聚着一帮所谓的“自由派”，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真正内涵却在这儿被稀释了。王小波门下走狗们所演绎的不过是一种消费时代的现代犬儒主义[12]罢了。他们模仿王小波文字中的那份幽默，但却剔除了其“黑色”。那种敢于向极权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挑衅的勇气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份隔靴搔痒的调侃和排遣压抑的自娱自乐罢了。本质上讲，他们在现实中仍旧是一群“家猪”，只是他们学会了在猪圈里做“野猪”的梦罢了。 特立独行的“猪兄”已渐行渐远，而其身后，家猪的世界仍旧是一片不知死活的喧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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