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李建春通信选录(2)

  以上是我读过之后一点真实但不具体的感想。我这两年读诗,经常会没感觉,似乎是当代诗某种紧张感(从而造成诗的肉体的紧绷)不知从什么时候松弛了,很多诗读来都觉得涣散,纸上站不起也拢不住,没有一个诗的必然性。我也疑心是自己出了问题,毕竟有几年很少写。但读有些诗的时候就

  确信还没有完全丧失判断。我觉得,你的诗中这种隔阂和冲突是真实的,因而有紧张,去克服时就自能带来新的质素,展开新的局面。

  草草写了这些,算作一点交流。我结婚一年,有很多意识上的增变,很赞同你上封信中的话,我们共勉。祝你们安好!

  冷霜

  (2010.11.22)
  
  冷霜:你好!

  你很敏锐,就我诗中的问题而言,应该说你基本上是对的。有些有趣的苗头你没注意到,这不能怪你,我们见面交流的机会毕竟太少。

  九十年代我与大家一样,是青春的虚无,过去的十年逆势而行,用心做了一个“有”字,至于今后,我是准备“无中生有”,直接的信仰表白大概是不会再写了。我同时是基督徒,无神论者,儒家,道家,佛家…其实我从来就不是以一种“自然人”的赤身裸体的信,而是决不肯把汉语历史和现实的包袱放下来却强求上帝救我,且要不断增加这包袱的重量――增加得救的难度。

  准备停一段时间,除上课外,有限地做一点艺术方面的工作。艺评和策划会给我某种视角,或气度。我写一种有一定修养的人直觉地认为是诗的诗,从不,或几乎不写观念诗——在学术上“很有道理”的诗。我的诗歌观念是普通、保守的。

  暂说这些。握手,祝诸事好!

  建春

   (2010.11.22)
  
  建春好,

  我们的确是交流得少了,我没想到你会同时是基督徒、无神论者……等等,也不太能理解,不过我很同意当代诗要从事于“有”的建设。诗和信仰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即都必须提供出肯定,一个“是”。

  还有一点,你对当代艺术了解很深,在我看来,当代艺术观念性很强,这也是它的活力所在,你怎么看?诗歌可以有取于此吗?

  冷霜

  (2010.11.22)
  
  冷霜好,

  你理解你的惊讶。其实我的“宣称”就天主教会来说根本就不新奇,米沃什曾说,天主允许我作为无神论者。我这是学他。当然,新教比较狭隘一些:别的都是魔鬼。因此他们留不住知识分子,你看美国的知分子很少有信教的,大多很左,而民众却虔诚保守,这种二元分化其实是清教教义的结果。20世纪中,新教徒成为大诗人而不冲破信仰的很少见,而天主教、东正教背景的大诗人很多,尽管他们不大宣称信仰(我以后也不会),但实际上仍是。

  天主教的中国化化从利玛窦时代就开始了,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圣贤当先知看待,甚至顺从民俗,大胆地将一些当地的“神”(多半是一些名人祠,比如关羽、岳飞、柳宗元,我的家乡也有一个半佛半道的张王庙)马虎地当作“保护圣人”。当然他们的做法也引起了当时别的修会的极力反对,成为导致“礼仪之争”的原因之一。“梵二”之后天主教的本地化成了主流。台湾连打坐的神父都有。天主教本质上是在“入世”中内敛的,也可“出世”隐修,可以说是进退自如。新教完全是入世了。印度的德兰修女,大家知道她无论什么信仰的人都帮助,却很少了解她成全每一种信仰的态度,帮助临终的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等按各自的信仰走完人生。

  就作为诗人来说,我的涉及信仰的诗,对于缺少同信仰经验的国内读者是很难有共鸣的。如果想写出当代人真实的状况,“信”可能是一个过于狭隘的视角-尽管从本质上,当代人的痛苦根源于无信。为什么不可以更体贴在爱每一个邻人呢,难道他们不都是主所造、所爱的?难道一个无神论者、甚至恶人的心中就完全没有了主的临在(良知的声音)了吗?显然不是。我并没有降低信仰标准,相反,是把信和爱的幅度提高、加深了。基督徒的心灵所求和所得的,根本就不是俗常所谓的“安宁”,恰恰相反,是永无止息的激情。想一想上帝本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有多荒诞…基督教根本就是一种荒诞,是让人不安到死的…因为主所给的平安,不同于世俗所给的平安。另,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会晤了所有主要宗教的领袖。这与救恩的唯一性并不矛盾。――我不多说。

  关于艺术,特别是观念,主要是因为艺术有一个媒介的问题。所谓观念,就是将艺术“最基本的东西”(与诗歌并无两样)怎样最恰切地以不同的媒介、方式表现出来。是媒介性决定了观念。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在诗中应该也有,可以说在当代诗中也一样没有完成。因为观念谈多了,人们常常一古脑儿把什么东西都称作观念,比如反讽,这其实是一个修辞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那么就只有臧棣和张枣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了吗,因为“元诗”?他们显然触及了问题,至于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流失了多少诗最基本、或者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诗歌精神需要“观念地再生”。从创造的角度讲,一首或一组好诗必须能在有效地表达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陌生的“质”。前面说了是媒介性决定了观念,那么诗有什么媒介性可言呢?媒介性之于诗,应该隐喻地、存在论地理解。应该从当代媒介已无往弗届地影响了当代人的感觉上着眼。我决不支持网络诗歌之类已具备了当代媒介的性质——这只是被媒介所“决定”的现象,而不是深入到当代人知觉和心灵的内部发出“决定性的声音”。

  唉,写得累了。我下午还有事,再谈。

  建春

   (2010.11.23)
  
  另,
  
  当代艺术让媒介,也就是材料和语言的问题成为艺术中真正重要的,“主题”成了一种过时的诗学。在诗中也是如此。可以说早就如此。媒介有时指传播的媒介,有时指使用的材料,言谈中容易弄混,但都是对的,都是载体。既然诗永远只有词语,若硬要说媒介的话,可以套为所用的材料。如果除了“语言”本身什么材料也处理不好,那还叫好诗吗?观念,当然是处理材料的方法了。方法不等于修辞或技巧。后者总与某种先行的主题有关。我希望写一种根本就没有想象力的诗,而专注于“真实”(即材料)。没有想象力就是最大的想象力。有哪一种虚构、想象,比得上“现实”的魔幻?我反对观念诗,是反对狭隘的、半吊子的观念,不是真正的观念。

   (2010.11.23)   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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