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李建春通信选录(3)

  反复读了你的两封回信,大致理解了你的意思。你关于你的信仰的表达,让我感到新鲜,也觉得有说服力。至于观念的话题,前次提出来,倒并没有预设什么立场,我很同意你的这句话:从创造的角度讲,一首或一组好诗必须能在有效地表达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陌生的“质”。我觉得这应该是当代诗的一个前提。我前信中所说的紧张性,其实正是与此相关。至于媒介,我的想法比较简单,诗的媒介就是语言,因为语言同时有社会交际的公共性,诗人需要重新去发明语言。艺术所使用的媒介即使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如晾衣架,但经过现代艺术的变革之后,这个命名行为要比诗人发明他的语言简易得多。用一个不知道是否准确的说法就是,在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的写作和视界中,诗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是一体的,无法分开的,艺术家可能还能换用不同的媒介,以表达不同的观念,观念可以是像一个产品一样,诗人,如果他已经形成他的道路,他就只能深化而几乎不可能改变他的观念和语言品质,就此而言,也许可以说诗是更忠贞的艺术。与这个根本点相比,诗无法像当代艺术那样市场化还是比较外部和其次的问题。

  冷霜

  (2010.11.26)
  
  冷霜好,

  你比我说得有条理。我其实不大懂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东看点西看点,再掺杂点艺术方面的感受。从状态上来说,我不算差,至少我保持了新鲜的感觉,没有老气横秋,没有油。我一次次重新开始。

  “祈祷诗”后面几首,近于宣言,实际上已回答了第一首中 “我是谁” 的问题。《颜色》和《嘉年华与法庭》,开阔的气象渐明。你提到的《姑姑》《六爷》等诗,因有叙述的影响,我是不大会在这个方向上用心了,因为那种写法似乎暗含了一种过于直观、简单的现实观。满意的地方在于材料完全是真实的。祈祷诗的每一首气都是很足的,因我写得严肃,所以里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结构,至少从内容上说是这样。如果从刚信时的诗算起,我已可以编出一本祈祷集来。我是随身带着历史和现实的重担去信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反省。

  这一年多讲20世纪艺术史,让我感到,我的确是错过了某种更直接的向度(还可以拣回),但我也避免了不少陷阱。汉语诗人似乎很容易掉入陷阱,我觉得主要是方法论上过于朴素造成的。一谈到“境界”就误认为是世故、苍凉,一谈到精神就不耐烦“现实”,一谈到生活就想到“日常”,把插科打浑误认为智性、修辞,把精神自由等于享乐主义,把批判等于反文化、反道德,一会儿是西方60年代,一会死啃古书…从私利出发,以语言的名义,刻意模糊了简明的真理、基本的正直,如此等等。――讲“策略”才是中国人根子里的毛病,没有操守了(真儒从世间消失),状态、工作都成了一时的东西,不耐久,要么是过于血性的,要么是机会的,策略的。

  我想法多,冲动多,没地方说,就都跟你说了。

  建春

  (2010.11.26)
  
  (冷霜复:)
  
  要么方法论过于朴素,要么又太机会主义——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2010.11.27)
  
  致王家新(存在意义的写作)
  
  王老师:您好!

  “我想我应该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而不是文类意义上的诗人。”这话说得真好。诗歌在当代的处境,在很多诗人那里,已成了一种自怜,在这个自怜的心理上,又有了一种对分行的圣化和滥用。现在一些人的诗,在诗意上已到了低于杂文的水平,这种“出位”,却被美化为诗艺的“突破”。好像任何够不上诗意的唠叨只要敢于分分行,就成了“突破”似的。

  在这个考虑中我对诗的理解始终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必须强烈、集中,诗关性命,其所指也大。存在,灵魂,人格,人道和文明的立场等等维度是不可以放弃的。

  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在我的理解中,一方面当然与存在哲学(实际是一种现代性的、无神处境下的神学)的知识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高度综合的、具有枢纽的意义的诗意和存在的坚持。“存在”必然是一个包含了世间一切维度的存在。“后现代”与其说是一种具有生产力的主张(它毫无生产力),不如说是艺术被政治、族群、身份、性别,反逻各斯(逻各斯即圣言、道,您把圣言直译为“词”)等分化和瓦解的状况的描述。在这种背景下提及“存在的意义”,是对当代知识状况的一种诊断。一个诗学判断。一个强势的回答。

  刚从黄石回来,就看到您的信。今年我实际上只发表了一次,三首诗,其中一首还是早期的,所以我给您的是两首。

  谢谢!平安夜我全家会在教堂里聆听“say  mass”。上帝的确在雨和雪中成了念经的灰鹦鹉。我想象能与您一起分享主的平安-它“不同于世俗所给的平安”。

  建春

  (2010.12.19)
  
  注:参见王家新《那逃掉的灰鹦鹉》及李昶伟《王家新:书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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