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刘波:杨克论(2)

    当城市的拥挤成为一种病症的时候,诗人对终极家园的怀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归宿。作为一个城市漫游者,缅怀大地与自然的温馨,在所难免,而在城市住久了,生活的诗意变得荡然无存,此时诗人需要向“家园”回归。“‘家’:人类和我生命的词根/子宫中最初的温暖/梦的发祥地/粮食和火。生存的庇荫/洪水中漂下的一段浮木//走得再远的人/都要返回的茧子和巢穴//我们忙碌一生,像蜜蜂和鸟/用树木和泥土/营造的天地//当金钥匙成为纯粹的金子/楼奇怪而高/二十世纪的月亮/悬在窗口/‘家’,迷失在一套套房间里……”(《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其实,宁静在城市里只是偶然的、短暂的,城市的本质就是喧嚣,不仅有着外在的喧嚣,而且有着内在的焦虑。在城市生活得久了,人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感,继尔想到的可能就是向往回归家园,以摆脱那种喧闹,寻求与城市的疏离,与家园的亲近,从《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这样的诗作,即可见出沉于诗人心底的隐秘愿望。

    诗人希望在诗歌中寻找灵魂的安居,这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沉迷于滚滚的时尚和欲望浪潮中,是很多人的选择。然而,对于诗人来说,他还要有另一份支撑自己追求诗意生活的信念,那就是在想象中寻找感觉,在词语中寻找慰藉,以便让灵魂有一个安宁的栖息之所。     二  在日常生活中进入灵魂的表达
 
    在一首致代薇的诗歌中,杨克通过与女诗人的对话展开了探讨,这种心与心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恰恰能够让两个诗人的梦想对接,“世界上有两株完全相同的桑树吗?/你我各自虬枝独举,枝叶纷披/眼睛挨着眼睛,像高枝上并蒂的叶子/在浩浩时空中/冷暖自知。预感未来世纪的流行风气,//我们如此相像。世俗的人/因文字而纯粹/‘还有谁关心扫帚,关心灰尘的心?’两根蚕丝,织一匹/生命交织的锦绣/琴瑟和鸣/高山流水奏响乐章”(《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的确,对生命的感悟,他人不能替代,只是冷暖自知。但要想获得与世俗生活的和解,是需要灵魂的参与的,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前提,也是诗人内心里对人生选择的见证。

    就像杨克在另一首《春天的漂流书》里所写的一样,“从内心出发/回到内心/从春天出发/回到春天”,这是诗人希望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的形式,同时也是现代社会里人最好的生活状态。灵魂的渗透对于诗歌形而上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诗歌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心,回到普遍的精神维度中去,这是当代诗歌所能带给我们的审美力量,否则诗歌作为纯粹语言游戏是难以成立的。诗无法离开灵魂而独自产生与存在,灵魂既是抒写者的,也是阅读者的。诗歌不为潮流所动,才是其最本质的可能,而过于玄学与抽象的语言进入到诗歌中来,也不是诗歌理想的现实。所以唯有像杨克所说,诗歌是在日常生活的参与下进入灵魂表达的,一切的探索,包括语言探索,最终都是围绕情感和灵魂在用力。

    很早的时候,杨克就曾经将诗歌与小说、散文的写作进行过比较,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文学的形而下层面而言,诗比小说、散文更本真。小说依赖虚构,散文故作老道,而一首纯正的诗首先基于诗人内心真诚的自白。而一切朝向伟大的经典艺术,最终都是以仁厚博大的善和至圣的爱、以天赋情怀来庇佑人性人心。”(3)因此,即便是一个词语,一片场景,一些微妙的细节,我们只要能从中获得共鸣,都是一种诗意人生和内在价值的实现;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杨克“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结论不无道理。

    而在杨克那些抒写生活本身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抒写,正是暗合了“灵魂相通者”的直觉和期望,对此,诗人也有着自己的现实考虑:“我不讳言我写作的第一推动来自日常的感受,来自对生存楔入的体验,来自动态中的一个接一个的鲜活场景。诗人有能力言说的首先是自己感知中的世界。”(4)自己感觉中的世界,恰恰要求诗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一种创新的体验,体验词语的变化,体验想象的发挥,体验生活的细节,体验自由的诗意,只有经历了足够的体验,诗人才会真切地感知现实世界与诗歌世界的灵魂对接,才会与生活形成理解与互动。

    对于此,杨克也有过精辟的诠释:“一个具有活力的诗人必须承担话语转型的痛苦,用对具体场景的诗学叙说取代对混沌世界的虚玄观照。复杂不代表博大精深。含混不等于富于变奏。结构上要有小心的承接,使诗不同程度地恢复对读者说话的勇气。”(5)诗人需要在自己的诗歌里“恢复对读者说话的勇气”,这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玩语言游戏,看似高深,其实在读者那儿是失效的,因为它失去了基本的情感介入,缺少了灵魂的参与,缺少了爱意的渗透,这样的写作没有难度。杨克希望以简单而不失深邃的方式,向我们提供有效的文本,这是他努力的一个方向:在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拒绝凌空蹈虚的表演,他要让自己在现世中逐渐学会感受与释放,感受良知与苦难,释放悲悯与道义,并由此产生对外界的爱和敬畏。

    诗人对于两个四川打工仔的对话描写,在幽默中透出了一种宿命的意味,那是诗人关注当下现实最为真切的体验和感受。“而此刻,与我挤肩贴背的/是两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打工仔/袖口上的商标比衬衫上的污渍更为显眼/‘龟儿子,搞了好多钱嘛?’/‘鬼扯,要办个暂住证/还找不到门从哪里开’/拖泥带水的四川话,意味着命运/在粤语门槛外面徘徊”(《经过》)。外地人不被大都市接纳的尴尬境遇和无奈心理,在此暴露无遗。诗人在戏谑四川方言的同时,又冷静地流露出理解和同情,这是对底层生活者面对制度丧失尊严的尖锐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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