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子:艺术当代性与中坚代,新生代的文化使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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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古典的定义，是自由表达和公共讨论的领地。没有公共性，自由就是假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必然要和公共性接轨，进行价值讨论，政治表征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提到四个写作的理由，第一是得到自我存在感，第二是出于美学上的表现，第三是冲动，第四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这些理由具有普遍意义，它既意味着一种当代艺术的发生论的前提，也多少在中坚代实践公共性艺术有所表征。艺术的公共性并不必然就是非个人化，尽管在现代艺术史上，除了19世纪浪漫主义到20世纪中期表现主义比较盛行，“个人表现”不是创作的主要目标，当代艺术强调美学和社会两重批判功能，使艺术走出象牙塔，贴近大众生活，艺术家以天下公义为己任，关心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以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为时髦，它或左或右，既分道扬镳，又相互影响，然而艺术的公共性要求前卫艺术家保持自由射手的荣誉，公共性的本质就是隐性、守旧和反作用，因此公共性的远景与政治和商业合法化的投机目标有云泥之别，后者只有“公公性”的工具性阉割，妄图改造历史路线却被历史决定论改造成威权主义的附庸。 然而，当代艺术的个人自由意志表现合法性源于当代性的母体——现代性的精神经验，其渊源来自新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张扬主体性，强调个体精神图式的开新。艺术作品所开显的，首先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经验，其次它包涵不合时宜的保守和反对革命。而对于以个体精神生命的心理世界为表达对象的艺术家而言，其个体的精神经验转化弥足珍贵。具有崇高精神生活之人的精神经验本身是实在的，本身是精神和神圣的显现与发现。精神、精神生命和经验乃至超验意识即显现于发现。精神经验表明，即使对于公共性主题的叙事，也必须基于艺术家的个体精神生命和精神经验乃至超验意识，守护语言，拯救人性，拒绝关于历史的或持续或间断的线性发展的实证主义概念。当代艺术悖谬的逻辑达成的问题是，它一再被所谓“更前卫”的进步主义响鞭驱赶到庸俗社会学的高速公路上，跟随公共汽车后面奔跑，因此成为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的进步主义的一幅漫画。 四、 多元主义愿景与民族主义幻象 “多元”是当代艺术的核心观念，虽然全球化历史进程出现主流艺术趋势，但却不再用统一的标准判断优劣，比如承认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艺术的价值，女性艺术、少数族裔艺术，非发达国家艺术受到重视等等。但这种建构的想象带有与生俱来的问题，现实性的矛盾冲突在于，当代艺术在使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策略上，前门祛除了历史决定论、文化专制主义的巨灵，却从后门认领了另一个堂皇的宏大叙事，自缚于一条柔软的思想锁链。 从政治哲学上看，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时代困境。近代科学、社会运动和革命叙事鼓励艺术家对民族、国家的信心，相信民族可以给人带来福音，从而民族与道德价值合二而一。而以民族为标榜的国家就有了一个想象性的既合乎天理，又合乎人性的价值。在国家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过程为特点的后现代时期，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受到了质疑：为了支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民族主义制造关于民族的神话，在功能上显示出化妆的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组织行为和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就带有十足的权力性质，其必然为某一种强权或霸权包括为国家权力服务。民族主义诉诸现实的权力，无论这种是国家权力或是某种社会力量，其权力的性质必然会远离人权性质。 因此，根本问题凸显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及其制度，是否可以保障人的自由和社会及其文化艺术的发展。问题并非不言而喻，民族主义一旦进入政治操作、与资本主义合谋，就会被当成社会整合和文化艺术整合的工具。当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包含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即通过产销机构兜售并同化社会文明所许诺的自由。民族一旦分解为社会集团、阶级、阶层、个体，就不存在民族主义名义下自然的利益和谐。当民族主义成为制度，通过现代技术，就可以有效操控人的思想和身体，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所以，民族主义不仅不能保障个人和艺术当代性的自由发展，更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其社会粘合力尽管有效却短暂，其情结炽热却具有难以克服的虚幻性质。历史提出的警示是，价值取向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命运，只有当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诸如理性、和平、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民族与民族作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才可以促进发展，这也是艺术当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标准是文化流变中的期待视野，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只能考察的往往是过去的一个有限方面，更何况一种文化的门类历史-艺术史，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对历史本体的反复阐释、试错阐释，重视阐释的多样性。 五、艺术当代性的精神信仰建构 今天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普遍贫困，无非是近一百年历史的一枚畸形倒挂的恶果。正是这个古老、沉重、曾经辉煌而现在正艰难、痛苦、痉挛转型的文化——一个堪称史诗性的、几乎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深刻过程。它的独特和囚徒困境一样，在于没有任何路标(任何现成的理论)，从执政党到民间思想者，完全得凭自己一步步摸索出道路。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血管里必须充溢涌流这个浓度的血液。没有贫乏的现实，只有贫乏的精神信仰及其艺术，而要拒绝贫乏，首先要拒绝历史决定论的贫乏，追求真的深度。用不着去窥探“中国的”当代人心，艺术家自己就该在精神信仰中更新生命，承接造物主安放的一颗当代人心。对自己的追问，应当能够通向人性的彻底、共同的困境直至神性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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