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岛子:艺术当代性与中坚代,新生代的文化使命(3)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岛子
2012-09-28 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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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性要成为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前提是形式之新，其目标是真实性之深，真实性的隐奥空间在于真理的澄明，缘此之故当代性与先知传统、圣徒使命的关系既秘响旁通、又垂直启悟。艺术的当代性必须层层“趟进”地下。向下，走到黄土下，让那儿的泥沙、暗河、岩浆，构成我们呼吸的纵深。它们的沉重赋予当代性份量，更赋予当代性能量。向上，和神性联结，神性不是宗教对现实的征伐，不是吃教者、假行僧的自命清高，神性赐予个体生命以活力和精神信仰的内驱力。艺术本体诉诸神性，意味着体验物自体的光辉，体验“太初有言”的天地直到你闭上嘴，一切方法论不再企图告诉艺术该怎样，而艺术借由神性开始对我们说话，直到以启悟的、分裂的实践解构“中国模式”或“中国性”。转型中国的精神信仰和基本价值的重构已然迫在眉睫，没有精神信仰和基本价值的重构，国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永远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一个人的路走到了尽头，一个国家的路走到了尽头，才是跟随上帝的路的开启，如圣经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70-80后一代人，并没有文革时代的痛彻体验，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意识形态缺乏狂热，看上去似乎免疫于各路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却在1990年代不经意地成为1980年代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遗少”，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等等，成为最初的思想资源。但是正当他们沿着启蒙大道一路高歌猛进时，那些“思想前辈”们却各自东西，在自由主义、新左派这样的堂皇路标下，儒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中国模式的狂妄自义等各种意识形态此起彼伏，目不暇接，启蒙的形象几近一地鸡毛，对于这一文化代群而言，到底坚守什么、批判什么，反而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是与曾经的“前辈”各自随流而动，见机而作，还是在意识形态危机下重新寻回自己的判断与主体性，构成了其精神负担，构成了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方面他们可以根据利益来选择与资源控制者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已经开放出的部分社会空间里向如此体制进行挑战。

　　70-80后一代人在两个方向的极端可能性，或许暗示出在未来的“盛世”(凤凰祥瑞、烟花绚烂、红灯普照、击缶漫舞)情境下，“反抗”与“合作”将成为一代人的政治选择，但“反抗”与“合作”并不构成问题的全部。回想捷克当年的七七宪章运动，表面上是一场政治反抗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生存意义之战”，无论是剧作家哈维尔还是现象学学者帕托契克，他们的政治反抗背后，都蕴含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追问：何谓真实?其哲学根源又为何物?哈维尔没有皈依过基督教，但却说：“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而且，在‘世界’的事件后面，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这种“准宗教式”的思想境界，当年也曾鼓舞过不少85-89后前卫艺术家，但是何谓“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他们却并没有过多探询。相反在捷克的现象学运动中，帕托契克却是将现象学与政治反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权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它是一套对权力意志、权力野心的迷恋，它压抑对“真实”的探求，而且还会僭取“真理”的面目，妄自尊大为最高价值。反抗极权体制，不仅需要恢复常识，而且还需要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信仰的追求：对于哈维尔来说，这种追求是“良知”，对于帕托契克而言，就是对虚无的反抗。

　　相比起来，中国艺术界的虚假前卫思想已经连谈论救赎、恪守伦理责任的能力和见识都不具备，更无力克服虚无主义、反省现代性的原罪。20多年岁月匆匆过去，迎来的却是“盛世”的国家威权主义的“巨灵”。“巨灵”与虚无主义并轨而行，一方面认为大众和艺术家必须以“巨灵”为价值与意义的依托，一方面又奋力投向更虚无而无良、更粗鄙且荒谬的匮缺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当代艺术合法性”的非法性正在于其哲学上的极高明而道圣洁(而非中庸)的匮缺，在于其社会学上的伦理责任的匮缺，要么回避政治，要么视政治为“谋略”的“政治诗学”，前者以“去政治化”和专业化作为逃避政治的借口，最后直落犬儒之窠臼;后者热衷于权谋和权术，因此而曲解后结构主义的知识-权力论，由于曲学阿世，必然就热衷于如何诱导当代艺术的前卫精神沦落为“识时务”与时俱进的食利者，所谓推动当代艺术合法化以“改变腐朽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在于玩弄政治概念，向原罪低眉折腰，为原罪权势的蔓延而不择手段地扩张，正是原罪映照出现实的罪孽，解释了我们生存的现实和一切，正如叔本华所言：“我们是有罪的无辜者，不是被宣判了死刑，而是被判了生存。”当代艺术问题丛生，方法论似乎成为唯一的钥匙，但思想史和艺术史从来没有和本体论分理而立论的方法论。当代艺术还没有真正地面对“生存意义”问题。尽管20年间历尽“语言论转型”、“社会学-身体政治转型”。人文主义的战略方案是：即使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然而每一个地狱都在人的骄傲心理，自由意志已经寄生在庶物崇拜计划中，外化为启蒙理性和泛神论非理性主义共同的妄自尊大。

　　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痛定思痛之后，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也可如是观之。黄花岗起义前夕，革命志士林觉民给对妻子写信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在这封的绝笔中，他决心“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然而，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巨灵强权程度变本加厉，林觉民之理想仍然遥遥无期。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感叹说：“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大家都守着这种高尚纯洁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扰攘?” 为什么自由的理想迅速蜕变成了权力的欲望和野心?看看当下坊间以浮躁的急就章草就的所谓“新中国的艺术史”、或更夸张的“20世纪艺术史”，又有多少作品对创世的恩典有过谦卑的赞美、对历史的命运有过智者的真挚歌哭、对人的生存意义有过严肃的巡弋，它们凭何而传世?又凭何使得这种历史的粗鄙书写“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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