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疯狂马拉松”第一场文字实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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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他刚才说得很有道理，这几个人都是既收藏，又是政治家，意识形态性的身份还是起作用。这里边我一直想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也会说，中国的制度在起作用，像俄罗斯有反政治的，对斯大林时代进行批判的，但是昙花一现就没了，中国不是。这种制度在保持着，所以这种张力关系，这种冲突一直在保持着，这对中国当代艺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是俄罗斯，中国也来一个解体，打一个比喻，当然不是说其它的，而是说俄罗斯之所以这些前卫艺术家后来失去了在西方的市场也好，学术也好的关注度，就是和它制度的变化有关系，中国不一样。这个制度一直在保持，当代艺术和它对抗的关系一直在维持，这也是使西方，不管是市场，还是学术，还是意识形态，也是能够持续关注的原因。我想金融危机，可能关注度还会延续。 杜曦云：这就涉及到金融危机，比如说按理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看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在世现在才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作品达到天价，甚至西方美术史上已经肯定的，和印象派大师的作品相抗衡，那么经济危机来了之后，大家觉得泡沫过去，觉得危机过去，泡沫不会再持续，甚至会再下跌，以及下一步艺术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你们三位怎么预测？ 邹跃进：我个人的看法，完全取决于收藏家对他所收藏作品价值的认识，如果形成一种共识，这个价值很有可能是解题的，我说的是核心人物，这个取决于他们艺术史的价值和学术定位，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往下走，但是如果共同体这个集团，达成某些共识，不会太那样，但是二到三流，处在核心周围的，跟他们有关的，由于他们的原因而水涨船高的这一部分人，就比较危险，如果金融危机再继续维持，能够使它保持一种相对坚挺的位置还是核心的部分，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看法。 冀鹏程：我有一个小问题，邹老师您作为美术史的专家或者是一个学者，您研究作品的时候，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的话题是市场的问题，价格的问题，价格会不会作为您对作品考量里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邹跃进：比如说很多卖过高价的我们都不关心，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卖上千万的，画了江泽民。 冀鹏程：特别年轻。 邹跃进：专门画领导人的，那是一千多万，我们只知道卖了一千多万而已，不会关心他，这种事情不是没有。美术界很多卖得好的，都没有关注。有一些卖得好的我们确实是关注，并不是从价格，主要还是从学术，这里边有一个情况，有一些人是由于学术的原因而卖了高价，有一些人不是由于学术的原因卖了高价，这两者不一样，我刚才说了香港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肯定不关心，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王广义，他从85年就开始了，从八十年代就是理性绘画，一直这么过来的，他卖了高价我们当然很关注，因为有一个学术的根基在里边，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分开来看。
黄专 黄专：中国当代艺术是怎么走入国际的需要梳理 杜曦云：邹老师谈得非常精彩，我们鼓掌。接下进入下一场，有请黄专老师揭牌。 杜曦云：中国当代艺术全球化。我们谈45届威尼斯双年展，就是99年那一届？ 黄专：45届应该是1993年那一届。 杜曦云：当时政治波普。 黄专：奥利瓦。 杜曦云：那一届他选择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是他自己选择，还是栗宪庭给他们推荐的？ 黄专：过程我就不知道了。 邹跃进：有一篇文章在艺术国际上发了，是意大利还是什么？ 杜曦云：在我们杂志上发的。 邹跃进：王南溟转载了，那个说得到非常好，还找了栗宪庭。 杜曦云：那个访谈，说当年奥利瓦是意大利人，因为喜欢中国当代艺术，在中央美院进修，德国人，认识刘伟。 邹跃进：还有方力钧。 杜曦云：奥利瓦他们要到中国来选择艺术家，但是他们本身不太熟悉，等于是通过弗兰，还有一个叫安东尼斯的艺术品商人，选择弗兰，从北到南这样子，包括去上海、杭州这些地方，栗宪庭带着王广义、张培力这些人去参加。因为当时这些作品出海关的时候报关比较困难，等于是这边一个公司帮助他们通过海关送出去。黄老师应该对当时45届威尼斯双年展应该是记忆历历在目了。 邹跃进：引起了很多思考。 黄专：我们谈这个问题就是要谈中国当代艺术是怎么走入国际的，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梳理过。最早我印象在八十年代中期在美国的一个美术馆做过一个“不与塞尚玩牌”，我印象那个是最早的。 杜曦云：是八十年代吗？ 黄专：应该是87、88年，现代大展左右。现在最正式的开始就是马尔丹，这个过程费大为比较理解。那个展览在西方非常重要，西方第一次主流的策划人开始关注非西方的画法，那个展览在现在整个西方的争论，评价都还是非常对立的。当时马尔丹到了中国以后主要就是费大为陪他去挑选艺术家。当时也是第一次提出非西方进行艺术文化判断的问题，当时就选了三个艺术家，顾德新、杨洁仓、方力钧，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不是说题目正确，是现在艺术家很正确，的确是符合中国艺术走入国际，不管是从艺术质量，还是世界的问题，这个展览后来刚好中国现代大展以后，在法国，还是六、七月份，当时像巡回美术，台湾艺术家看到这个报纸，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 黄专：西方人既不是因为后来的商业原因，后冷战的平台，当时挑选还是有很大艺术方面的考虑，这个之后，大家知道89年事件以后中国有一段特别的时期，1992年中国自己出现了双年展，93年在香港，这是第一次境外，虽然栗宪庭是策划人，张颂仁是策划人，我觉得后89的展览是综合了两种判断，一个是中国策划人，当时对自己艺术状况的判断，张颂仁虽然不是西方人，但是他的眼光还是国际性的，虽然当时推出的就是政治波普和顽石现实主义，这个展览里边有很多主题，这个中间有很多偶然性，好像这两个东西就怎么样，关于政治波普和顽石现实主义，现在变成中国起码在九十年代的一个艺术批评，还是艺术分类的一种模式，这个是需要我们来重新反思、重新检讨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实际上当时这个就是被接受了。当时奥利瓦的策展思路，我没有办法比较他和马尔丹是不是都是这样考虑的，那个主题叫“东方之路”，中国艺术家用了这样的方式在威尼斯出现，就变成整个西方解释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坐标。 黄专：这个国家延续的时间还是很长。后来到了46届，就是最大的那个，那个里边的选择已经很松动了，不是用后冷战的思维来选择了。 杜曦云：比较多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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