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黄锐、吴学夫、喻高:艺术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2)

  吴学夫:我接着黄锐老师的话题讲,从圆明园画家村的搬迁,那个时候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为理由的,比如当时是以户籍制度这么一个理由,艺术家都搬到东边来了。从那时的转变到今天的这种大量的艺术区都遭遇灭顶之灾的现象,实际上是背后的利益冲突的问题,所以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以正阳艺术区为代表的艺术区遭到拆迁,我们不能确定地说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开发的利益,但都是很难说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事件的出现,实际上和我们的文化政策是相悖的。现在国家都在提文化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文化和艺术高度的支持。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政府方面的人,把这种文化和艺术看作一个花边形式的东西,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很难知道。只要能够获取短期的效益和达到盈利的目的,是可以容易得到扶持的,像798制造了一种符号的意义,代表了政府的城市名片,在这个角度上它也是符合一种短期效益,因此被保留下来。如果看不到盈利,或者说跟更大的商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艺术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艺术区的被拆迁,用你们媒体的话说,是讨论艺术家的生存状态问题,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而是艺术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的问题:艺术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主持人:吴老师从这个角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我们接下来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共同来探讨。我得到的数据是北京地区的798、酒厂、一号地是作为朝阳区或者政府确定的艺术区,而我们所提到的正阳、东村等等其它地方,它们现在是否是合法的,如果是不合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规划艺术区?

  黄锐:我觉得这是政府典型的考虑方式,一是靠数字,政府每年都事先要提出发展数字;二是靠最后的一个总结报告,这个总结报告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类。现在我们城市的规划设计全是这样的,完全不考虑这个城市已经形成的建筑和人文生态。

  吴学夫:黄老师提到艺术对于城市附加价值的作用。我觉得政府也应该考虑到另一个方面:艺术对于城市的发展,其实不是立竿见影的,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法国的经济模式里面占到很大比重的是香水、时装,在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对于现代艺术、先锋前卫艺术的扶持。那种宽容的政策,这样反过来就能作用于这种时尚产业,这是一种缓慢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政府现在是把艺术区看成一个工业园,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工业园,有多少投入多长时间内要有产出,这个是可以计算的;而艺术区是不可以估量的,是慢慢发酵产生作用的这么一个机构。

  喻高:今天咱们能够谈艺术区的拆迁问题,包括衍生的这些文化、城市规划的走向问题,可能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矛盾的焦点,不只是正阳艺术区断水断电,我们听说草场地也开始断水断电,还有很多其它的艺术区开始断水断电。我想说的是,当初在开发这些艺术区的时候,可能开发商就不是正规的,或者它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拿地。但是当初的乡政府、村政府都认可开发商这样的行为,那个时候开发商也做很多的展览、很多的聚会吸引艺术家来承租这些房子。现在到了国家新规划的阶段,要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新的CBD,感觉就是前面的很多不合理的开发,现在要艺术家来承担,让你的冬天住在这个断水断电的房子里头,要不你就重新去找房子吧。现在我已经听说有些艺术家到六环以外去看地,有的租地去盖,或者找那些民房、厂房,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现象。798现在成为了一个窗口,一个合法的地方,暂时不会拆了。我觉得以中国这几年的艺术发展,一个798是承不下的,有那么多的艺术家,有那么多从事跟艺术相关的行业,一下子要把这些人全部消灭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认为最合理的方法是政府应该重视这个事情,由政府来重新规划一片合法的艺术区,无论是租还是卖;卖的话按照限价房的价格作为参照卖给艺术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艺术家从作品当中挣到的钱又回到社里去,作为一种纳税,包括带动周边的就业,餐饮、娱乐等各个行业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现在开发商或者乡政府的一些过激的手法,想赶紧把这些艺术区都驱逐走,完成储备用地,我觉得这种方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会制造出很多的冲突。现在都在提倡和谐社会,我们应该想想怎么能够把这一群人合法地安置、疏导到一个合理的地方,让这些人真正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在媒体上呼吁这样的做法。   主持人:我们几个艺术家坐在这里谈到的是艺术区的问题,但是社会上更多的是,可能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包括在北京,也有很多的拆迁,拆迁实际上是跟城市规划,包括我们说公共空间,还有我们中国传统对家的概念,实际上都涉及到这种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有没有一个安全感,可能是更多普通的大众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刚才喻高老师您说的,希望政府有一个规划的艺术区,这样大家又能有一个“家”,一个创作的环境,可能更多的艺术家之后会回馈社会或者怎么样的。但是目前一直都没有,可能有人会说通州宋庄那边是政府给的一个规划,或者一号地,但是这远远不够。

  黄锐:其实是这样的,刚刚吴老师也举了一个法国的例子,我正好有几个法国的朋友,他们也享受到当年密特朗政府整体的文化规划。韩国现在的整体文化规划,实际上到现在没有被否定,阳光政策里边也是同样的一个想法。你看起来扶植文化是拖了经济的后腿,其实法国很生动,增加了一些创造。法国在其它的产品,比如说工业品的制造上赶不上德国,可能荷兰也是有些其它的产品出来,但是法国的这些奢侈品,还有一些旅游文化,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在竞争当中反而更丰富了。它的结构增强了,结构的增强首先就是人的资源,人的资源能够输送到其它的创造环境和生产环境里边。我们现在是反其道行之,我们现在只考虑制造,然而单靠制造业,中国绝对吃不了一辈子的,恐怕连半辈子也都吃不了。

  吴学夫:对,所以说城市发展首先要确保的是人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一个城市它的硬件建设得非常好,但是却切断了跟精神层面的那种纽带,失去了文化的含量,这种城市硬件实际上也只能成为一个空的架子。

  主持人:我们预设一下,如果说像黄锐老师讲的法国有这样一个规划,我们中国也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规划,那么需要哪些层面的人,需要什么途径来实现?

  喻高:如果政府有这个规划的意向,我想应该是国企来操作这个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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