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手持批判的刀子刺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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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诗话中国 桑克篇
遥想与记忆 老虎砬子这个地名与其境内老虎山有关。“老虎山与王八山相向而立，它们之间形成的山口则是通往完达山腹地的必经之处。我初中坐卡车去山里植树的时候，曾在这里的路边见过一只狐狸，它的毛色是灰黄的。”（《老虎砬子》）春天的时候，老虎山的杏花非常迷人（只有几株，大部分都是栎树，又称橡树，秋天的时候，我喜欢在树下拣橡子壳，喜欢把它们戴在手指头上，玩“老头在家”的游戏）。每年五月，站在老虎山的山顶，望向南边的东小山，那里漫山遍野的杜鹃（又称映山红）开得喜气洋洋。秋天的时候，树木由青绿转成红黄，老虎山和其他的山一样，犹如盖着斑斓的花毯一般。 老虎山下的东小河是杨树河的支流，由北向南，虽然只有一米多宽，半米多深，但却清澈见底，老头儿鱼、柳根儿鱼、鲫鱼、泥鳅穿梭其间，麻雀、蝴蝶、蜻蜓、蠓蚊各自飞舞。东小河穿过塔头湿地之后，在东小桥（其实只是一个涵洞）附近形成一个小湖（其实只是一个池塘，我在作文里把它称为“东湖”），然后折而向东，在草甸深处形成一个大湖（当地人称之为泡子）。夏天的时候，清澈的水面飞翔着野鸭、环颈雉、大雁，河水之中或者周围，则长着茂盛的鸢尾花、蒲草和三棱草。冬天的时候，这里是冰场，孩子们戴着狗皮帽子，滑冰，打尜（陀螺），玩爬犁，当时我热衷于给尜的表面绘制各种各样的花纹。
我的写作生涯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时我13岁，这一年我写了第一首诗（之前写的诗都是遵命而为，因而被我排除在外）。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系统阅读，范围涉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固然与我的个人兴趣有关，但更与我三哥李树吉对我进行的早期文学教育有关。关于我三哥，我在不少随笔、访谈中说过，这里再做一些介绍：他生于1953年，1969年初中毕业（俗称“小六九”），在兵团当过拖拉机手。他从1977年左右开始担任语文教员，直到今天，后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在文史方面具有较高造诣。他经常为我借书，讲解。记得1979年左右，他让我做高考语文试卷，我大约得了70多分…… 1986年9月，许嘉璐先生开始教我们《古代汉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翻着花名册点名。我的本名叫李树权（身份证的名字是李树泉，因为这个关系，2004年之后，我就不再用李树权这个名字了），许先生却把它念成了“李树杈”，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许先生又念了一遍“李树杈”，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许先生抬起头说：“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就是树杈子。”同学们从此叫我“杈子”，开始我还抵制，时间长了，也就听之任之了。我不喜欢大学同学之外的人叫我这个绰号，因此我说它是“一段生活的标志”。
我的中学生活（1980-1985）是单纯的，大学生活（1985-1989）则是悲喜交加的。我为它写过大量的诗，写过两篇散文，《挽歌与幻象》、《我的小丑剧场，我的伤心国王》，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未出版）……这么说吧，大学生活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有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了…… 虽然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但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诗歌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今天相差不多，甚至远远不如今天，它们和其他真正的艺术一样都是属于“没人待见的东西”。不过，诗歌在当时人心中的分量却明显比现在重得多，为什么呢？我觉得不仅是诗歌的问题，更是人心的问题。关于这个，我还想提醒一点：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若想复原历史的真正面目，恐怕必须做一些文献的梳理工作。 当时写诗的人很多，写诗的学生就更多了。在北京，北大、北师大的最多；在北师大，中文系的最多；在中文系，85级的最多。 我查了一下北师大五四文学社诗选《走出荒原》（1988）的附录《感悟诗派宣言及诗论》，上面记载，感悟诗派共有10个成员：马朝阳、蓝轲、钟品、桑克、伊沙、徐江、冰马、陈明、范春三、张海峰。其中6个人（蓝轲、钟品、桑克、伊沙、徐江、冰马）是85级的。我又查了一下北师大中文系本科生创作选《膜拜的年龄》（1989），上面记载的85级诗歌作者，除了上面述及的6个人之外，至少还包括黄祖民、老G、杨葵、衡晓帆（侯马）、任卫东、曾杰、祝修虎等人。 1986年，太阳风诗社社长唐小林卸职，由我接任。我和同仁们共同创办并出版了第一期《太阳风诗刊》，并多次组织诗歌比赛、诗歌展览和朗诵会，并参加北大、人大、北外等其他高校的诗歌朗诵活动，结识了不少同道中人，1987年因为特殊的际遇而被迫辞职，同年，我打印了个人第一本诗集《午夜的雪》（是由同学杨葵编选的）。1988年与王珺合作，油印了第二本诗集《无法标题》。那时，写诗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谈诗，读诗，听讲座，看电影，热烈地讨论，甚至激烈地争论，争得耳红脖子粗，甚至掉眼泪的事情都是有的。这些场景往往伴随着烟草的雾气和味道，至今仍旧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而影响我们的老师，我在随笔《我的师承》中谈到过几个：“任洪渊的诗歌蝴蝶，王一川的美学音乐，蓝棣之的文学手术，刘XIAO波的批评炮弹……”其实还有一些我没提到的老师，比如当年比较年轻的王富仁先生、李清安先生……中年的许嘉璐先生、傅希春先生……老年的陆宗达先生、郭预衡先生……都对我们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尤其我文章中提到的四位先生，他们和我们这些写诗的同学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或者在课堂上，或者在课堂下，或者在文章中，一言一行都对我们构成了影响，至少构成了一种“小气候”。这种知识与气质的双重影响的重要性，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其实就是命运，是我们这些必须成为一个富有使命感的诗人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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