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手持批判的刀子刺向自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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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有自己的规律。诗歌写作有自己的原则以及规则，写出来的文字必须是诗。一个正确的政治观念在一个糟糕的诗歌形式里，就是一首坏诗。而一个糟糕的政治观念在一个极好的诗歌形式里，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首坏诗。这就是说，政治观念的对与错，并不妨碍我们对一首诗的价值进行判断。说复杂一点，这里还涉及写作的伦理问题，比如说，拥有多么黑暗的想象力才能描摹人性的黑暗深处？
我不承认那种“知识分子写作”，是因为这个标签下的内容与我没什么关系。而我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换成具体的人表示，就是指哈维尔、阿伦特这样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不可能达到他们那种程度的。那么我就做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吧，至少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关心自己的祖国，关心自己的亲人……写写自己的心，写写自己的生活……
写诗，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写成诗，而不是写成政论（政治写作的文本形式）。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一个人如果想在写诗之余写政论，那就去写好了。诗歌与政论本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形式。政论写得有点儿文采，叫文学也好，叫副文学也好，或者在文学大筐里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如同报告文学），都是无所谓的，都不能改变文学的真正主流，永远都是诗歌，小说……至于政论本身，只是中性的形式，它是不是同谋（谁的同谋？什么的同谋？），要看它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效果如何…… 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我只想说两个词，一个是认真，一个是勤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由其他人或者历史来评价可能更合适。我自己只要把诗写好就可以了。
创作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或者纪录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而归宿可能是比较辽阔的，宁静的，终极的……当然可以用“境界”这个词来表达，也可以用“标准”这个词来表达，还可以用其他的词，比如说“度过一生的时光”，“忠实纪录一个人以及他的时代”，“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可以说许多的，“兑现对树木许下的誓言”…… 还有就是形式感。我更欣赏纸书的形式感，电子书的形式感和我之间的缘分有些疏远。 这种情况，我以为会随着电子书容貌的改变而改变。当电子书接近纸书，而又超越纸书的时候，这种选择的困难就不会出现了。即使在这个时候，在我这里，纸书仍有一席之地。但是后来的人是否这么选择，那就是他们的事了。我们这代人在这件事上确实是过渡的一代。
网上网下，如果都能做到有效判断，我觉得首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适应各种阅读环境，区分各种形式感之间的细微差别……其次，保持自然的语气、语感，不被表面的语言结构所惑……当然，还需要具备充裕的时间、抵御打击的能力以及筛选的耐心与能力……而纸书已经经过筛选……当然它可能会遗漏一些东西，但是各种各样纸书的出现，可能会弥补这一过失。 在诗人的素质方面，禁忌其实就是指向诗人的写作伦理问题（且不说诗人自身的伦理问题）。从理论角度或者宏观角度来说，一个诗人写东西，没什么是不可以写的；而怎么写，更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不能写的东西，以及不能采用的方法。什么不能写，什么方式不能用，这个区分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涉及写作自由的问题，稍微不甚，就会走向反动。我觉得暂时将这个禁忌当作是个人的禁忌理解比较合适。如果当作公共的，就会出现干涉自由写作的现象。一个人暂时不能写某种东西，可能是技术程度未曾达到，而永远不写某种东西，可能就是彻底的摈弃。这种摈弃就是自己设定的禁忌。这和社会强迫的禁忌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同于屈服于外在的各种压力而进行的自我设限行为——在其他领域，我们看过许多类似的事情。我这里说的禁忌，是个人充分选择的结果，是个人完全可以负责的行为。或者直白地说，你看，这个东西，或者这类东西，我就是不写。 还有就是一些写法我也放弃使用。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写法或者做法，或者没有必要的过于炫耀的粗鄙的写法，或者为了获得想象的奇境而吸食致幻类药品……其中的一些事情是因人而异的。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放在这里。每个人怎么做，每个人自己可以做出选择，并且能为这种选择的后果负责。再有就是，这个禁忌是对作者来说的，对于存活于作品之中的他人，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人就应该是什么人，不必为他减轻什么或者加重什么。而对于人性的深度探究，甚至需要“极为黑暗的想象力”——所以“禁忌”不是“禁欲”，不是“道德洁癖”，不是“强迫”……
这么说吧，只有找到个人的“禁忌”，才能获得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 一首诗之所以这么写而不那么写，是这首诗的自身要求。每一片树叶都需要一首与之匹配的诗。而同一片树叶甚至可以匹配各种各样的诗。需要复杂的时候就复杂，需要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个人始终写单纯的或者复杂的诗，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可能是自然的结果，也可能是选择的结果。而一个人同时写单纯与复杂的，甚至是其他类型的诗，就不容易理解了吗？其实也还是一样的。从现象学来看，并不存在理解的难度。只不过这类中文诗人少一些，在当代中国，好像就有一点“奇怪”了。 到今年为止，我恰好写了整整三十年的诗。我认为我的诗歌道路可以用“稳健”这个词来表达，从幼稚到成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读，踏踏实实地写……即使是在1993年的实验风暴之中，我写得那么激烈……可是文本本身仍然处于理性与感性共同的干预之下。 我受到的诗人影响、作品影响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影响非常之广，在这里我就不细细表述了。但是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最后，你都会回到个人的内心之中，都会回到自己的创造之中。 杂糅、复合都只是诗歌方法，而非风格，而且它们并非我的独创，我最早是从艾略特那里（中文诗人从无这样的方法）学来的。不少当代诗人也这么做，“综合性”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至于风格问题，我当然有自己的风格，但它是什么，我现在还不想过早地谈论这个问题。一个诗人肯定有自己的风格，甚至必须追求自己的风格。我现在更关心正在写的东西是否达到了我所要求的深度。此外，我还想说说什么是风格。简单地说，风格就是你刻在作品中的独一无二的痕迹。如果在你的诗中看到了你自己，你就有自己的风格，如果看到的是别人，那么就说明你还在发现自己的过程之中。 如果把影响视为独立或者形成个人风格的障碍，那是不合适的，因为不存在不受影响的人。比如语言本身其实就是社会影响的结果。而阻碍独立或者个人风格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作者本身，一是能力问题，二是认识问题。能力不够，表达就不充分；认识不足，就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特质。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谈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辨析清楚的。
刘翔的批评（这里的批评是学术意义的，是界定，而非否定）、文波的建议都是不错的。诗应该“朝丰富里做”，这是一个总的方向，方式和内容越多越好。具体到一首诗，就要具体而论了。需要丰富的时候就丰富，需要简单的时候就简单，一切在于这首诗需要什么样的形式，需要什么样的更为充分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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