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手持批判的刀子刺向自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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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不拒绝修辞的。我对修辞有着相当的好感。
家新的意思可能是说，我在诗中，既运用修辞，同时也注重表达的内容。
我试过削减修辞或者直接采用没有修辞的写法，甚至还有比对待修辞更极端的方式，比如彻底取消形容词，比如只应用非具象性的词汇……诸如此类……我说过写作是自由的。而且，我可以公开地说，修辞从来不是我的禁忌。保罗·利科甚至说过：“隐喻可以被视为‘微缩的诗歌’。” 弗罗斯特和庞德说得都对，他们站立的角度不同。翻译过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原来的东西，所以“不可翻译”。翻译过来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是有关系的，只不过是“失去”了某些东西。这样的一些说法丝毫不能取代翻译的必要性。 翻译诗歌与翻译其他文体是不同的，具有特殊性。词义的准确传达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传递形式的准确性，比如形式感，比如内在节奏，比如与中文诗的关系……庞德的翻译观值得国内翻译界研究和思考。他的翻译与其是说翻译，不如说是根据原文而进行的想象，甚至就是他本人的重新创造。
对于我个人来说，翻译只是阅读方式，首先是体现原文的语言肌理（这造成的问题就是译文与中文存在一定距离，影响读者“口感”的舒适程度），其次是表达原文的秩序（这造成倾力于某一方面，比如韵脚的布置，而忽视其他方面，比如词义的通畅——这是必须纠正的）……我倡导翻译的多版本，倡导不断改译……这样，每进行一次“阅读”就会加深理解，尤其是对形式的理解（意义部分反而是容易的）…… 人格化是由于个人气质造成的，而非因为萨满式的类似理念或者人类初期的神话认知方式。 客观化来自于我所受的当代教育，这是毋庸质疑的。我不会把自然当作单纯的伊甸园，无论是陶渊明想象的“桃花源”，还是梭罗居住的瓦尔登湖。自然在人类的理解之中，又在人类的理解之外。我爱自然，但是也恐惧自然。我小时候住在老虎砬子，和自然有着比较亲密的接触。在这里获得的生活经验以及后来学习到的自然知识，使我的自然观变得更为可靠，我不会一厢情愿地书写所谓的歌颂自然的“牧歌”。我觉得那是过于主观的，而且是不真实的。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卢梭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反卢梭主义者。 我甚至和波德莱尔一样，把批判城市的刀子，伸向了乡村，伸向了自然…… 而且现在的自然在城市之中有着自己的形态，不仅通过植物和气候，也通过人类自身…… 怎么与自然保持健康的关系，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论题。在当代，关于这类的回答或应对方法五花八门，我个人的认识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竭尽所能地保护人类利益的同时，也保护其他物种的利益以及自然的和谐。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但是惟因其难，才有做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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