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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库切：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灿然 译
2012-09-28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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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库切：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
　　黄灿然 译

　　原载《字花》2010年7-8月号，另收录于库切随笔集《内心活动》，浙江文艺出版社
 
　　保罗·安彻尔一九二○年生于布科维纳土地的切尔诺维茨，它在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解体之后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那时，切尔诺维茨是一个在知识上活跃的城市，居住着颇多的讲德语犹太少数民族。安彻尔从小讲高地德语；他所受的教育一半是德语，一半是罗马尼亚语，还包括在一家希伯来语学校念过一阵子。他青年时代开始写诗，崇敬里尔克。

　　继在法国读了一年医学院（1938-1939）并在那里结识超现实主义者们之后，他放假回家，并因战争爆发而羁留家中。根据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协约，布科维纳被并入乌克兰：有一阵子，他成为苏联公民。

　　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切尔诺维茨的犹太人被赶入隔离区；不久，便开始驱逐。安彻尔显然预先感到不妙，在父母被抓走那天晚上躲起来。父母被运往被占领的乌克兰劳动营，并双双死在那里，母亲是在不能工作时被一颗子弹打中头部的。安彻尔本人战争期间在轴心国同盟的罗马尼亚从事强迫劳动。

　　一九四四年被俄国人解放之后，他曾在一家精神病院当了一阵助手，然后在布加勒斯特做编辑和翻译，使用笔名策兰，它是安彻尔这个名字的罗马尼亚拼法的换音词。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铁幕拉下前，他偷偷逃往维也纳，再从维也纳转往巴黎。在巴黎，他通过了文学士学位考试，然后担任着名的高等师范大学德语文学讲师，直至逝世。他与一个法国女人结婚，她是一个有贵族背景的天主教徒。

　　这次从东欧迁往西欧的成功，很快就黯淡下去。策兰一直在翻译的作家中，包括法国诗人伊凡·哥尔（1891-1950）。哥尔的遗孀克莱尔对策兰的翻译有异议，并进而公开指控他剽窃哥尔的某些德语诗。虽然这指控是恶意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但这些指控使策兰担忧到这个程度，以致他相信克莱尔·哥尔是一次针对他的阴谋的一部分。“我们犹太人还未忍受够吗？”他写信告诉他的知己内利·萨克斯，萨克斯跟他一样，也是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你无法想像有多少人应被称为卑鄙，不，内利·萨克斯，你无法想像！……要不要我把名字一一列举出来？你会吓得张口结舌。”。

　　不能简单地把他的反应视为妄想狂。随着战后德国开始感到较为自信，反犹潮又再次涌动，不只来自右翼，更令人不安的是来自左翼。策兰并非没有理由地怀疑，德语文化的雅利安化运动【译注：指把犹太人的影响从德语文化中消除出去的运动。】，并没有一九四五年结束，仅仅是潜入地下，而现在他成了这场运动的一个方便的焦点。

　　克莱尔•哥尔从未放松她对策兰的指控，甚至在他死后也不放过；她的扰攘毒化他的生命，成了他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一九三八年至他逝世的一九七○年，策兰用德语写了约八百首诗；尚有一批用罗马尼亚语写的早期作品。随着他的《罂粟与记忆》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他的天才很快获承认。他以《语言栅栏》（1959）和《无主的玫瑰》（1963）巩固他作为一个较重要的德语青年诗人的声誉。他生前还出版了另两部诗集，死后又出版了另三部。这些后期诗与一九六八年之后德语知识界的左倾运动格格不入，因而没有引起太热情的反应。

　　按国际现代主义的标准，直至一九六三年之前的策兰是颇好懂的。然而，后期诗变得瞩目地困难，甚至晦涩。书评家们对他们认为是神秘的像征主义和私人指涉感到困惑，并把策兰这些后期诗称为隐逸诗。这是一个他猛烈反对的标签。“一点也不隐逸，”他说。“读吧！一读再读，自会明白。”。

　　策兰典型的“隐逸”诗，包括这首死后出版的无题诗，约翰·费尔斯蒂纳的英译如下。

　　你躺在一种伟大的倾听中，
　　被灌木长满着，被雪花纷飞着。

　　到嬉闹，去哈弗尔河，
　　到肉钩去，
　　红苹果立起界桩　　
　　从瑞典──

　　礼物桌来了，
　　它翻倒一个伊甸园──

　　那男人变成一个筛，那夫人
　　必须游泳，那大母猪
　　为她自己，为无人，为每个人──
　　兰韦尔运河不低语一句。
　　没什么
　　　　停止。

　　这首诗在最基本层面上讲什么？很难说，除非你接触某些资料，策兰向批评家彼得·松迪提供的资料。那个变成筛的男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运河内游泳的“那夫人……那大母猪”是罗莎·卢森堡。“伊甸园”是建在上述两名行动分子一九一九年遭枪杀的地点上一座公寓楼的名字，而肉钩则是在哈弗尔河畔的普勒塞这个地方吊死那些在一九四四年策划暗杀希特勒的人的吊钩。有了这些资料，该诗便成了对德国右翼的凶残性继续存在着和德国人对此保持缄默的悲观评论。 　　当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替被指晦涩的策兰辩护，并对这首描写罗莎·卢森堡的诗进行解读时，这首诗便成了用来说明问题的“经典”。伽达默辩称，任何有德国文化背景知识且接受能力强、思想开放的读者，都能够在毋须协助的情况下明白策兰诗中重要的因而应明白的东西，并说上述背景资料相对于“该诗（本身）知道的东西”而言，应居于次要地位。

　　伽达默的立论是勇敢的，却也是不能服人的。他忘记我们要等到我们知道解开这首诗的秘密的资料──就这首诗而言，也即那死男人和女人的身份──之后，才能确定这资料是次要的。然而，伽达默提出的问题却是重要的。诗歌是不是提供一种有别于历史提供的知识，并要求一种不同的接受能力？是不是有可能对像策兰这样的诗歌作出反应，甚至翻译它，而毋须充分明白它？

　　策兰最卓越的译者之一迈克尔•汉布格尔似乎这么认为。汉布格尔说，虽然学者们肯定为他理解策兰诗歌提供启示，但是就“明白”一词的正常意义而言，他不敢肯定他“明白”甚至那些被他翻译过来的诗，或策兰的全部诗。

　　“（它）对读者要求太多”是费尔斯蒂纳对这首描写罗莎·卢森堡的诗的判词。另一方面，他继续说，“就这段历史的重要性而言，什么是太多呢？”简言之，这就是费尔斯蒂纳对策兰被指隐逸作出的回应。就二十世纪反犹迫害的严重性而言，就德国人和整体上的基督教西方太正常不过地需要逃离一头凶残的历史恶魔而言，什么记忆、什么知识是要求【太多】呢？即使策兰那些诗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费尔斯蒂纳并没有这样说，但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推断），它们也依然像一座坟墓似地拦住我们的路，一座由一位“诗人、幸存者、犹太人”（费尔蒂斯纳的策兰研究专着的副题）建造的坟墓，它以其高耸的存在坚持要我们记忆，尽管铭刻在墓碑上的字看上去可能像属于一种难以破解的语言。（费尔斯蒂纳，第254页）

　　问题的关键，并非仅仅是一个迫不及待要忘记过去的德国与一个坚持要提醒德国人别忘记过去的犹太诗人之间的简单对抗。策兰曾以《死亡赋格》闻名，现在也仍以这首诗而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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