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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库切：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灿然 译
2012-09-28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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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后的布加勒斯特时期，策兰提高了他的俄语，并把莱蒙托夫和契诃夫翻译成罗马尼亚语。在巴黎，他继续翻译俄罗斯诗歌，在俄罗斯语言中找到一个称心、抗衡德语的家。他特别沉浸于阅读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在曼德尔施塔姆那里他不仅遇到一个其一生故事他觉得奇怪地与他相似的人，而且遇到一个阴魂似的对话者，能对他最深处的需要作出回答，能提供策兰所称的“兄弟般的东西──在我可以给予这个词最大的尊敬这个意义上的兄弟”。策兰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撇下自己的创造，大部分时间用来把曼德尔施塔姆翻译成德语。他的翻译等于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行为，也即进入另一个诗人的角色，尽管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正确地称译文“与原文相差甚远”。

　　曼德尔施塔姆关于诗歌是对话的概念，对策兰调整自己的诗学理论起了重大作用。策兰的诗开始向一个“你”说话，这“你”有点远，大概是认识的。在说话的我与你之间的空间中，两者找到一个新的张力场。

　　（我认识你，你是那低低俯身的，
　　而我，被刺穿而过的，需要你。
　　哪里燃起一个词来为我俩作见证？
　　你──完全真实。我──完全疯狂。）

（这是费尔斯蒂纳的译文。在希瑟•麦克休与尼古拉•波波夫较自由的译文中，最后一行是：“你是我的现实。我是你的幻影。）

　　如果说约翰·费尔斯蒂纳的策兰传记有一个主导性的主题，那就是策兰从一个其命运是成为犹太人的德语诗人，发展成一个其命运是以德语写作的犹太诗人；以及他超出与里尔克和海德格尔的亲属关系，在卡夫卡和曼德尔施塔姆身上找到他真正的精神前辈。虽然策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继续到德国朗诵，但他可能与重新崛起的德国发展一种感情介入的任何希望已消退，甚至达到他把这称为“最悲剧性、事实上是最幼稚的错误”的程度。他开始阅读格肖姆•朔勒姆关于犹太神秘主义传统的着作、布伯关于犹太教哈西德主义的着作。希伯来词──指上帝存在的非尘世之光的Ziv；指记忆的Yizkor──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指证、见证的主题占显着地位，与痛楚的个人潜主题并驾齐驱：“没人/为见证者/作见证。”他那如今持续采用对话体的诗歌中的“你”，断断继续但明白无误地变成上帝；出现犹太教神秘哲学关于整个造物是神性语言中的一个文本这一教导的回声。

　　以色列军队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夺取耶路撒冷，使策兰充满快乐。他写了一首庆祝诗，该诗在以色列被广泛阅读：

　　想想吧：你
　　自己的手
　　抓住了这小块
　　可居住的土地，
　　它苦尽了
　　又见生命。
　　
　　一九六九年，策兰首次访问以色列（“如此多犹太人，只有犹太人，而且不是在隔离区，”他带反讽地惊叹道。）他发表讲话和朗诵，会见以色列作家，恢复与一个在切诺诺维茨时期认识的女人的浪漫关系。

　　策兰小时候曾入读一家希伯来语学校三年。虽然他是迫不得己地学习希伯来语（他把它与他那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父亲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他热爱的那位亲德国的母亲联系起来），但他对希伯来语的掌握却令人意料不到地深刻。当时是以色列人但原籍像策兰一样是切尔诺维茨人的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认为，策兰的希伯来语“挺好”。当耶胡达·阿米亥诵读他翻译的策兰的诗时，策兰能提出改善的建议。 　　回到巴黎后，策兰纳闷自己留在欧洲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动过接受以色列一个教学职位的念头。对耶路撒冷的记忆使他有了一个短暂的创作爆发期，写了一批同时是精神性、欢乐和情欲的诗。　　

　　策兰长期以来受郁抑症发作之苦。一九六五年，他曾进一家精神病院，后来接受过电休克治疗。他在家中，一如费尔斯蒂纳所言，“有时候很暴力。”他与妻子同意分居。一位从布加勒斯特来访的朋友觉得他“深刻地警惕，未老先衰，沉默寡言，双眉紧锁”。“他们在对我进行实验，”他说。他在一九七○年写信给那位以色列情人时说：“他们把我治愈成碎片。”两个月后他投水自尽。

　　在曾与策兰通信的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看来，策兰的自杀证明“既做一个伟大的德语诗人又做一个在集中营阴影下成长的年轻中欧犹太人”是太大的负担，不是一个男人承受得起的。在深刻的意义上，这个对策兰自杀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些较平常的原因，例如克莱尔•哥尔拖长、疯狂的怨气，或他所接受的精神治疗的性质。费尔斯蒂纳没有直接评论策兰的医生们对策兰实施的治疗，但从策兰自己痛苦地提及的片言只语看，他们显然得对此负很大责任。
　　
　　即使在策兰生前，就已发展了一门以研究策兰为基础的学术生意，主要是在德国。这门生意如今已扩大成一个工业。策兰之于德语诗歌已变得如同卡夫卡之于德语散文。

　　虽然有杰罗姆·罗滕贝格、迈克尔·汉布格尔和其他人的开拓性翻译，但是策兰要等到他在法国受重视之后才真正穿透英语世界；而在法国，策兰被当成一位海德格尔式的诗人，即是说，仿佛他的以自杀告终的诗歌生涯，说明了我们时代艺术的终结似的，仿佛这个终结呼应了海德格判定的哲学的终结似的。

　　虽然策兰不是一位我们所称的哲理诗人，一位理念的诗人，但把他与海德格尔联系起来并非突发奇想。策兰非常仔细地阅读海德格尔，如同海德格尔阅读策兰；荷尔德林对海德格尔和策兰的性格形成期都产生过影响。策兰同意海德格尔关于诗歌特别占有真理的观点。他关于自己为何写诗的解释──“可以说，是引导我自己去寻找我曾在哪里和我要去哪里，是引导我去为自己勾勒现实”──是与海德格尔完全合拍的。

　　虽然海德格尔过去与民社党有关系，以及对死亡集中营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他对策兰的重要性足以使策兰在一九六七年到他在黑森林的隐居处拜访他。之后他有一首诗（《托特瑙堡》）写这次见面，写他希望从海德格尔那里听到却未能听到的“心中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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