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李建春:与丁丽英笔谈(3)

  你的诗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字里行间浸润了充沛的经验。或许这是你不那么在乎理论,没有被同代人的进步主义扭曲的好处。另外,抒情主体呼之欲出的性格也是你的诗有趣的地方。我一直就欣赏这个特点,早在2001年为你写的一篇评论《文学的生活化及其限度》中,我就谈到你“展露了在当代小说中已很少见、但经典阅读使我们熟悉和亲切的技艺:以三言两语刻画性格的白描手法。”很高兴你的这个特长,甚至在修辞手段越来越繁复之后,也没有被遮盖住——技巧不难学到,但是真正的个人风格只能被擦亮。   丁丽英:“除了说明你有天赋,什么也说明不了。”这句话蛮有意思。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回头一看,过去的诗基本可以淘汰,或者有必要重新改写。但这些结石(不敢说是结晶),本身并不难看,有的还比较完美,所以一直不舍得丢弃。《病中》这首也是,可惜你不喜欢。那会儿着迷于周易、奇门遁甲之类,很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而写于1994年的《雾》,可能记录了当时思想和生活上的重大决择:
  
  把我们从这儿带走──
  是否我得去干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一些后果严重的事情?
  
  李建春:现在把时间往前跳一下,跳到1997年,对这一年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在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到处约稿,因肖开愚的介绍,我开始与你有通信联系,不久后你就创办——准确地说是手工制作一份很精美、很女性化的民刊《说说唱唱》,我也很自然地成了你的作者之一。你能否回忆一下,当时怎么取了“说说唱唱”这个刊名?有点像民谣。你是否把“说”与“唱”理解为汉语诗歌理当存在的两种方式?或两种显而易见的技巧?你能否清点一下这份个人杂志当时已注意到的一些作者?我知道你与当代诗坛的联系其实并不真的那么闭塞,如你乐于向朋友们声明的——那么你的取舍标准是什么呢?
  
  丁丽英:是和肖开愚一起做的。我们一起去买封面用的硬卡纸:粉红色的,淡黄色的,浅蓝色的。一共出了三期,差不多每年一期。目的是为了迫使自己多写诗,也便于交流和传播。最主要还是能当家作主,以自己的标准筛选别人。这点很吸引人。当然取舍标准也不外乎精准啦,优雅啦,有意思啦,这些普遍原则。关于刊名,你说得没错。说和唱,代表着诗歌的叙事性和歌唱性,可能是肖开愚的主意。而对作为上海人的我来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地电台的一档曲艺老栏目“说说唱唱”,那里净是些独角戏、滑稽、弹唱等很民俗很热闹的吴语节目,正好有本地民谣的意思。至于作者,其实大多已经成名,除了你、我、肖开愚,固定的还有黄灿然、千叶、鲁西西、席亚兵。非固定的有过朱永良、韩博、孙文波、马骅、臧棣。
  
  李建春:“说”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方便建设,不像“唱”源自于神秘。“说”的最高类型当然是但丁和杜甫,“唱”的最高类型是奥尔甫斯——这个名字经由里尔克而为我们所知。我认为你的“转向”其实是不彻底的,因为就在你可能全面地“叙述”之前,又遇上了毕肖普。
  
  丁丽英:但我觉得正是毕肖普,使我在“叙述”方面走得比较极端。我是在1998年开始阅读并随手翻译她的诗集的。《小小的恶事》(1998)就有受她影响的痕迹。
  
  或许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享受到最迷人的浴具。
  光滑得棘手,白得
  就像要把自己加速,压入
  永恒的休闲状态。
  我无法肯定:
  
  坚硬的水的跳板铺成平面
  是否暗示着命运冷酷得光滑?
  波浪像一根根束发带
  拉紧他后悔的众多触须,
  就是为了不让他在堕落中沉没?
  ——《小小的恶事》
  
  李建春:这首诗太西化了。上面谈的转折期的两首,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些汉语的气质,说详细点吧,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被神秘化——

  首先是抒情主体的性格,为中国女人所独有:《生活啊,多么沉闷》,一位女士,忍受着日常的烦恼,但是请注意,她其实很贞静,她的烦恼一点也不肉感;《雾》,一边看雾一边对孩子说话的语气,怜爱而迁就,就算有很多苦恼,也只是咕哝一下的样子。

  其次是修辞,明明白白,疏朗可喜。真正的中国人写诗,讲君子之风,抒的是胸襟,言的是志,因此坦荡疏淡的感觉是最好,那种密密缠缠、讲求震惊和张力的现代性,若真的按照儒家标准,其实是一种小人性格。《小小的恶事》用一只蟑螂爬进杯子中隐喻性和罪恶感。若不是你提到了毕肖普,我简直看不出她的影响,因为这种对事物的玄学描写,在英语中一直很盛行。

  汉语的传统是托物言志,而不是托物言理。这样子绕来绕去,旁敲侧击,碎嘴,可不就是佞人的作派嘛,君子不为。“周道如砥”,中国文化崇尚“直”。韩愈的文,杜甫黄庭坚的诗,多有奇崛之处,但是那还是直的,一点都不绕。谢灵运的诗谈玄,有理趣,但是讲风度,坦坦荡荡。
  
  丁丽英:很惊讶你这评诗的角度,当然,不错。当时很喜欢毕肖普动物拟人化的写法,而且想借此诗把毕肖普诗歌中对传统信仰的怀疑移植过来,深入探讨一下你也关心的佛教中有关罪过和死亡的问题。当然,随着阅读毕肖普的传记、日记、书信等,对她的诗有了深入的理解,觉得更应该从她酗酒和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中寻找解释。
  
  李建春:毕肖普真的我没法谈。你九十年代后期直到2000年左右的诗,我大多很喜欢,不像近年的这么阴沉,如果不也欣赏一下,那可真是遗憾:
  
  睡眠的湖中,主人听见
  这个早晨叽喳着
  独自起床,滴下身上的水消瘦,
  满怀希望。
  
  鸟儿在忙着打呼哨,准备乐器。
  而房间冲出凌乱的梦
  跃入了半空,将疲劳的自我
  折叠并储藏。
  ——《春天奏鸣曲》,2000
  
  几乎在在处处,都是快活的心情,简直生活在奇迹中,原来——
  
  满天满地地歌唱,因为爱情
  那难以描述的喜悦。你的面容
  从浪尖浮上来,流动着,
  却不曾反悔,好象白色的月亮
  被甜蜜的回忆所崩溃。
  ——《思念》,2000
  
  2001年《初春,在北京》的“蓬松的热情”,也该抄几句:
  
  也后悔没能赶上前一个恋爱的好季节,
  柔软的冷,释放蓬松的热情——
  男友将滑雪板轻轻一推,“落!落!”
  俩人便径直堕入快活的深渊。
  
  看样子这位女士如果没有爱情,物质生活再安稳,也快乐不起来,打坐也打不好了:
  
  夜晚,这把斧头多么重!
  
  它的木柄上残留着
  植物恋爱过的气味,精子的香
  在黑暗中狂奔;
  迅速扩散,好象
  一片突然出现的田野。
  ——《我所知道的某个时刻》,2000
  
  “精子的香”,让人读得好难为情。但是这种惊人的坦率正是你的风格。彼特拉克可以坐在修道院里写情诗。但中国女人可不会轻易地接受柏拉图式的爱情。西方人即使与爱人面对面,也要写出那种幻影似的感觉。中国的艳情诗,含蓄不含蓄,可都是实实在在“肉爱”,充满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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