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实主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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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幽灵与历史的梦魇 “过去的东西和当前的东西是同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就一切多样性而言在类型上是相同的，作为不朽的类型的临在，是不变的价值和永恒同一的意义的一个恒定的构成。”① 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最大语境是“现实”，近百年的文学从未摆脱过“现实”对文学的蛊惑与侵害。“‘现在’与‘现实’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在’（present）不过是一个无规定的存在，是历史发展至今的一个暂时的时间标记。而‘现实’（reality）则是注入本质的现在，通过规定、命名和定义，现在有了确定的内容，成为历史的必然环节，它成为可以把握的存在。很显然，关于现实的命名、定义总是被掩盖和隐瞒，现实因此具有决定客观的第一义的存在。经典现实主义把文学定义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如果以这个命题为前提，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文学的历史修辞学，或者说，建立一种文学叙事的系谱学。我们可以从这里来追问：文学怎样对现实来说话？”②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纠缠“现实”和“现在”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区分只是造成了障碍，并不会让问题的呈现更清晰。在我看来，“现在”和“现实”完全可以等同起来，因为我们在使用“现在”的时候从来都不可能把它仅仅作为一个无规定的存在，而“现实”更不可能实现拥有“确定的内容”，并“成为历史的必然环节”、“成为可以把握的存在”，即便这种目的实现了，也无非是概念命名所进行的过度历史化的结果。另外，对“现实”进行系谱学的叙事分析目前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惯例，但它已经违背了福柯所力图实现的摆脱历史的初衷，反而成为我们追加“历史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怎样对现实说话”成为了一个不断延伸、不断扩张的宏大问题。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就不断强调自己的“现实感”，强调“介入”到社会现实的宏伟语境中试图起到引导现代性进程的目的，最终这种主动的文学与现实的对话都是以后者淹没前者为代价，最终也都证明文学所热衷参与的现实多半并不是现实的，或者说从本质上与“真理”无涉。到了新时期以后，文学的现代主义诉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叙事策略构成了一个跨越现实、超越现实的假象，各类形式的缠绕和词语的乌托邦最终都回到了新的“现实”的对应语境中，只不过“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说新挖掘的个人经验就不是现实的，当个体经验持久地保持与现实的适当距离——不仅是文本的，而且也是主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我们才有理由说这种个体经验具备了超越现实或超越历史的价值，文学才能实现其自主性。但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实验多半是以规避现实的虚假姿态，呈现着短暂反抗、迅速妥协的败势。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一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严峻的现实语境，它逼迫着文学主体成为自身经验的傀儡，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仍然处于历史不断延伸、不断吞噬当前的可怕态势之中。正如一个越来越触目的现实所昭示的：让我们堕落于现实、丢失了未来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过去”。如今的现状就是，现在既是过去又是未来，当时间在不可逆转地变幻时，它因为一种停滞而全部沦陷为过去，即历史。人们用现在理解历史，用现在规划未来，前提却是对现在（或现实）的认同、妥协和依赖，因为除了言说的愤懑和道德的怨恨，没有任何具体的、坚决的行动发生，缺乏更多的个体能站在历史的顶端祛除现实的“历史化”症状。一种最可怕的历史意识，如今已经从精神的深层和智慧的底端转移到了整个世界的混乱表征之中，每一个当下、现在都在沦为混沌的历史意识的填充，各种知识、理性的繁衍，各种高谈阔论都成为进入这一历史庇护所的有效工具；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扭曲的心灵磨难，各种纯粹的欲望动机都在通过文学的载体表达着自身粗陋、急促的焦虑。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之前的文学一样，仍然急于用文学与现实的对话实现“真实世界”的呈现，但呈现的目的是什么呢？由于巨大的现实语境取得了笼罩文学的绝对的权势，而文学主体又缺乏逃离这一现实的勇气，那文本所试图达到的通过反映现实以期改变现实的目的就搁浅了。原因很简单，主体是屈从的而不是行动着的，他们的妥协剥去了文学文本体现的“真实世界”的外壳，主体的丑陋让一切语言上的反抗成为华丽的遮羞布。“在这个本质是虚假的世界上，真实性也许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因为这种真实性只有当它作为达到特殊的、更高级的虚假势能的手段时，才有意义。为了能够虚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世界，首选就要造就真实的人……”那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尼采是这样概括的：“质朴、磊落、不自相矛盾、持之以恒、不改本色、无褶痕、无绕行、无帏幕、无形式。”而且真实的人是要与真实的世界相依存的，“为使真实性成为可能，则人的整个范围应该十分洁净、十分小巧和十分令人瞩目。因为，这种范围无论如何是为真实性撑腰的口实。——谎言、诡计、歪曲事实肯定会招致反感……”“真实的世界：这是妙趣横生的恶作剧和攻击；‘真实’一词套着一个乌七八糟东西组成的硬壳，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外面这层东西送给了‘真实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也应该是个诚实的世界，一个无欺的世界，一个不愚弄我们的世界。”③审视一下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实”语境，它怎么可能是产生“真实的人”的“真实的世界”呢？相反，它是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催生“虚伪的人”的“虚假的世界”，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现实”才有可能最终统治文学。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并非缺乏摆脱这种“现实”扭曲的知识和理性的资源，它们非但不是贫乏的，相反是过量的，过量到贫乏！“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④当“历史”都被换成了“现实”的铜板时，我们就失去了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动力，也离一个“真实的世界”愈来愈远。说到底，“真实的世界”的最基本的表征应该是自由，只有在一个自由的语境，“现实”才不会构成一种重压，一种文学顽固的诉求方式和诉求对象。而我们这个“现实”重压下的时代却又彻头彻尾是一个荒诞的、荒谬的时代，因为我们是在“现实”之中丢失了“现实性”和“现实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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