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何同彬：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实主义”障碍(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何同彬
2012-09-28 17:31
阅读次

　　“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在黑暗时代的衰微中，只要现实没有被忽略，而只是一直被当作需要逃避的对象，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总是合理的。当人们选择逃离世界时，私人生活同样也能构成一种很有意义的现实，尽管它仍然力量微弱。只要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现实的现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深度照会中，也不来自什么隐私，而只存在于他们所逃离的世界之中。他们必须要记住，他们是在不断地逃跑，而世界的现实性就在他们的逃离中确凿地显现出来。因此，逃避现实的真实动力来自于迫害，而逃亡者的个人力量也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增加。”⑤1990年代以后，主体以反思为借口逃离了事实上的“公共领域”，对于作家而言，他们一部分逃遁到“历史”之中，试图通过历史叙事颠覆原有的历史意识实现新的“真实世界”的呈现，而且已经有足够的话语形态赋予任何形式的历史反思以新的“真实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不过是些虚假的“真实性”，因为主体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个愿意“非历史”地渴求自由的人。还有一部分作家进入了阿伦特所说的私人生活的领域，避免了与宏大的历史场景的强烈的现实关联，使得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可以自主的自由的阶段，如所谓的“新写实”、“新历史”、“新状态”、“新体验”等。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超越历史和超越现实经验的自觉，也不意味着一种内在的、持久的反抗意志，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创“新”之处。因为私人生活和个人经验在我们的作家那里要么患上了“露阴癖”，被虚假地大肆渲染和暴露，不再是严肃的、神秘的和脆弱的；要么只是具备简单的虚构性力量，只是增加了“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不会有效地激发人们的自由热望，私人性成了一种卑鄙的展示和懦弱的逃遁。总而言之，在迫害的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所有的主体仓惶逃窜，只是逃避现实的动力并非完全来自迫害，已经由最初的迫害转为主体的怯懦的选择。在此种情境之下，逃亡者的个人力量并不会“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增加”，相反，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减少。固然，主体有选择的自由，而且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受制于时代，或者如阿伦特所认为的，力量（strength）永远无法战胜权力(power)，但她同时说道：“无论是人们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⑥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1990年代以来我们正是以这种不断言说“现实”、利用“现实”、沉溺于“现实”的方式，来抛弃“现实”的，前者瞬间就被“历史”同化了，而我们所抛弃的则是需要我们负起责任的。只有从一个“不变的价值和永恒同一的意义”的层面上我们才真正把握到“现实”的“现实性”，而不是它妥协的“历史化”。但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而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催逼和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作家的介入，可他们却又不愿或无力真正担负起“现实”的责任，充满现实感受的文本既不能真正赋予衰微的黑暗时代以“真实”与创造力，反而造成作家的想象力遭受空前的限制。由于知识和信息的畅通与层叠，使得“现实”越来越容易触及，它的体积愈来愈庞大、传播愈来愈迅疾，它日益占有着人们思考的路径。世界以“现实”碎片的形式充斥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文学与存在的关系被牢牢地捆绑在各种名目的再现“真理”和“真实世界”的口号上，显示着本不属于自己的“现实”功能。公共知识界的“现实”言说遭受诸多限制，作为虚构形式的文学却被寄予表现“现实”言说的厚望，而由此引起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禁止”往往成为思想言说和话语诉求一时的热点，小说的作用重新被降低到“宣传”和“干预现实”的浅表层面。况且对于意识形态而言，文学文本干预现实和再现现实的能力甚至不如媒体和网络，它不惜放弃自身的自主性而与顽固现实的困斗，除了伤害了文学最为宝贵的“非历史”的能力之外，也就是繁殖了过多的“现实”表象，这些表象的功能并不会超越报纸和电视的社会新闻。因为在中国当下这个“虚伪的人”充斥的“虚假的世界”中，现实比艺术表现更具想像力和“创造力”，正如“天涯”的网友们总结的：“中国的新闻比小说精彩！”而我们的小说却总是在幻想达到“新闻”的功能，为此它愿意降低到新闻的艺术层次上来，只是更冗长而已。回顾一下199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之中“现实主义”的不断回归、繁荣，并最终统治文坛，我们难道不隐隐地感到来自文学深处的悲哀吗？一个愈来愈具有控制能力的巨大“现实”的语境，通过与“历史”的同一和合谋，最终催生出中国文学愈来愈“无边的现实主义”，它成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西西弗斯的石头。 　　二 “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蔓延
　　
　　“在今天，唯一流行着的小说观，实际上还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观。”⑦罗伯－格里耶针对1950年代的法国所做出的这一判断，非常适用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罗伯－格里耶并没有轻蔑巴尔扎克的意思，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应当超越的伟大人物，毕竟时代不同了，现代主义的艺术实验为摆脱传统现实主义困境的所有努力不应轻易舍弃。在米兰·昆德拉那里，司各特、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诗学被形容为“生活中骤然凝聚起的密度之美”⑧，这应当是现实主义能够达到的最高的艺术境界，在展示现实的密度的同时，“一切属于日常生活的都消失了”，而不是被对应于道德、政治等工具性目的。但是，随着现实主义逐渐被塑造成一种艺术的道德法则，它的美学意义和诗学界限就被践踏了。“正是这样一种定义本身，即一部作品创造出来是为了表达一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或其他的内容，正是这种定义构成了谎言。”⑨但是作家热衷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研究者和批评者推崇现实主义再现生活真理的能力，都是源于一种抽象的假想：由文学来传达和普适化“真理”，或世界的“真实性”，他们不会认为这会把文学变成一种“谎言”的重复和累积。正如朱利安·格拉克所说的：“当小说不再是思考、而完全建立于现实之上时，它就成了谎言。无论人们怎么做。这不仅仅是出于疏漏，当小说试图成为和现实一模一样的影像是，它就更是谎言了。人们尝试着要去除它的神话意味，对此我无话可说。对于无济于事的方法我不想发表意见。一种形式接以另一种形式：随便你们——再好不过！只不过，倘若小说真的要先夺去小说家的热情，然后才能显得更加聪明点儿的话，那么我们还应该想一想，这样一来还能剩下什么。现今小说的技巧越来越丧失神秘意味，显得如此冰冷暗淡。我合起了无数这样的小说。在我看来，最终剩下的，也许就只是塞林纳的一句话了：人们心里不再有足够的音乐能使生活舞动起来……”⑩对于中国目前日益严峻的文学境遇而言，让“生活舞动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有各种欲望在驱使文学再现“现实”的书写，以迎合大众消费现实的急切心理。“再写一部《人间喜剧》是件可笑的事情。因为假如说历史（人类的历史）可以有重复的糟糕品味，一种艺术的历史却是无法忍受重复的。艺术并非像一面巨大的镜子，记录下历史的所有起伏，所有变化，以及它的无穷重复。艺术不是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紧紧追随每一个步伐的军乐队。”11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就被裹胁进了浅薄的现实主义的泥淖，大量迎合现实各种目的的低劣的“重复”之作在损害着文学的尊严，而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就更加地抓住了现实主义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触目惊心的“现实”，一个堕落的大时代。文学继续因循现实主义的轨迹不仅意味着一种艺术的惰性和艺术创造性的匮乏，更意味着主体在现实之中的聒噪的失语与无尊严的沉溺，对现实场景的激烈展示只是证明主体逃离了自己应该负有的“现实性”，而仅仅把文学的现实主义当作一个隐匿之地而已。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