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何同彬: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实主义”障碍(4)

  “类似于悲剧,现实主义在读者心中也实现了一种情感的仪式化涤荡,尤其是当读者对书中人物满怀同情(怜悯)和为再现的故事欷歔不已(恐惧)之时。当然,现实主义所带来的这些美学享受,大部分依赖于对这些情感的唤起和宣泄。但在该模式的接受中,此种经验的功效是什么呢?卢梭大概是第一个对艺术的悲剧力量大发牢骚的人,他认为它的功能在于维护现状,带来的是‘有限的震撼且不能动摇既定的道德’。如同牺牲的行为,对混乱缓解以及社会秩序重建的仪式化排演,只能强化那种秩序,并且宽恕暴力的产生。与此不同的是那种更为辨证的叙事形式,它结尾于一种道德的困境,驱使一个人彻底改变他的行动,进而改变整个世界,而现实主义的结果似乎只是私人经验与顽固现实间的和解。”19一般情况下,文学的现实主义最终都被现实限制为“和解”,文学被现实所损伤,而现实自身仍然在固有的逻辑里恶化,所有再现和批判现实、揭示真实的冲动都无法在道德上获得什么优越感,而真正应该唤起的情感是愧疚,是把经验转化为渴求自由的行动。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状态下,世界是真实的,人努力成为真实的人,当他面对现实时根本无需文学的现实主义来充当“中介”,那只会制造障碍;在一个自由成为迫切需要的社会,文学的现实主义面对虚假的世界里的虚伪的人,它的再现现实的艺术表意只能是隐藏自身的避祸所,只能是“有限的震撼且不能动摇既定的道德”。

  作者简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讲师,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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